在经典理论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规范分析的概念。它代表应然意义上的价值，是公民在规范的价值评断基础上表示出“我愿意”“我认同”的政治忠诚。理想中的规范分析将政治合法性推上了理念的神坛，公共权力如果不能获得政治合法性，那么它就是“非法的”，是立不住脚的昙花一现。从理论上说，合法性的概念联结着公民和政治共同体，公民的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就体现在合法性的规范评断之中。从长期看，有何种品质的公民和共同体，就有何种规范水平的政治合法性：合法性与公民和共同体的德性（价值）紧密相连。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二战”后以新科技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在科学技术的解构下，传统断裂了，价值找不到现实的对应内容，日益丧失了往日的先验意义和终极评断意义。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物化了，工业化社会生产了“整体的话语压制”，并击败了“否定性的逻辑”，个人的主体性已然在现代性所打造的貌似“极大丰富”的牢笼中溘然长逝。这就是所谓的“合法化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思想家们提出了多种规范视角的“救世”方案，从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弗洛姆的心理革命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众多思想家努力通过“意义”重构的方式沟通人性与物性，希望合法性能在科学的“异化”权威下继续求存。

然而事实与理论所预想的并不相同。个人的规范评断并没有像著作家们所担心的，被科学技术的浪潮“消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规范性质的价值。但是，科学时代的社会发展的确改变了以往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形态。公民内在的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正义、自由、民主等德性衰微了，联结公民个体性和公共性的政治合法性的规范程度大大降低。原子化的公民替代了群体化的公民，价值极度多元化和政治“反”社会化并存。公民的规范政治评断不再是国家精神意义上绝对的、终极的公共善，而是变成了原子化的、极端的、可计量交易的价值，即公民在各自生活的果壳中自说自话，以自由为冕而称王。科学革命影响下的人类社会为个体的自由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公民的个体性由此走向了极端：他们的价值变得狭隘而偏激，他们的规范认同局限于个体、局部利益的实现。原子化公民极端个体性的孤独，造成了公共性的缺乏。与此同时，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无法整合星河般散布的原子化公民的政治意见，社会整体层面出现了公共性和合法性的真空，由此就形成了人为构建、组织政治认同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和信息的时代逐渐掌握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手段，顺应了原子化公民社会的趋势，逐渐变成了具有超强适变性的“多面怪”，以不同的面孔应对不同的原子化公民，用工具性价值作为话语、用诱导性绩效作为工具来说服、引导公民的规范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带有极大程度的人为构建性。这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原子化公民的认同已经很难上升为社会层面的整体认同，政治合法性必须通过某种构建的途径才能在社会意义上存在，否则政治共同体就将面临分裂。在构建的认同中，公民们仍然在进行着规范的评断，只不过这种评断是在“礼崩乐坏”的原子化形态下进行的。如同尼采语境中挑战终极价值这一巨龙的雄狮，原子化公民“单枪匹马”地面对着科学时代的利维坦并“无意识地”被其诱导并说服。原子化的偏狭价值体现为由于缺乏公共性而一叶障目，其认同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资本主义国家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需要注意的是，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这种控制是隐蔽的、难以发现的，大多以市场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面貌出现，带有绩效性诱导的特点。新时代的“赏”和“罚”已经难以区分，控制和认同也已经水乳交融。从理论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构建的合法性，与公民和共同体的德性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在解构浪潮下已然崩坏，价值变成了原子化公民头脑中的个人极端需要，成了世俗的、空洞的、可以被计量和交易的标准。有什么样的公民和共同体，就会有什么样的合法性，此言不虚。

总体说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已然在被解构的传统社会的尸骸上重新建构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建构，不是从复兴个人的公共性和重塑价值的规范性途径出发的，而是“将计就计”地在现实意义上顺应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建构。既然分工让大众日益原子化，那就继续原子化的趋势，达到老子所说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境界，给公民绝对“个性”的自由，让他们在各自孤立的果壳里以“自由”为冕而称王；既然政治价值已然空洞化，那就按照统治意图把价值变成宣传和灌输的堂皇名义；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绩效和惩戒的手段，以正义、品质和效率等价值为名用科学技术生产的丰富产品来诱导（并惩戒）着大众，使以往明显的压制变成“非政治面貌的”难以察觉的结构化控制。从这个层面上说，在由工具性价值、诱导式绩效和隐蔽性惩戒共同营造的社会结构中，公民内在的规范性认同和社会外在的结构性控制水乳交融了。一方面，信息时代的自由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脱去“类存在”意义的公民追求着极端自由而“个性”的一己之私，他们按照无限细分的价值标准进行着狭隘的评断；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则是当局在社会整体控制的构建中，利用科技的力量提供丰富的产品，通过诱导和惩戒对原子化的公民的各个击破。原子化的公民表面自信实则软弱，脱离类存在的公民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当局的绩效诱导说服或者收买。换句话说，在尊重公民的主体性前提下，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已经可以自发地、内源地生产出支撑自身合理性的规范认同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构建的认同仍然是规范形式下的公民同意。公民并不是“单向度的人”，而是在信息时代进行着自由评断的人。只不过这种同意不是公民整体意义上的政治价值评断，而是在被科学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公民极端个体化的局部判断和认同。在一个有无数选项的世界中，公民们所进行的自信而独立的选择，其过程是自由的、规范的，但选择的方式是孤立的，选择的价值标准是狭隘的，而选项则是外部结构性控制下的产品。对此，他们尚一无所知或者有所知而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合法化危机”在这种新型的公民生态中消失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又恢复了某种表面上的“生命力”。如果说工业化社会把公民单向度化为无智能的“机器人”，那么信息化社会则把公民变成了现代化梦境中的“自由人”。公民是在进行着自由的评断，只不过评断的价值标准是极端自私的；极度自由化的公民已经在价值和现实两个层面放弃了公共性，成为“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乘虚而入，在科学构建的解构大戏中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诱导式绩效和隐蔽性惩戒。在绩效和惩戒的水乳交融中，资本主义国家成功收服了成千上万的原子化公民；无数独立而自由的明亮恒星被逐个吸收，他们最终围绕在社会结构化控制的黑洞周围，无意识地向构建的合法性献上了规范的同意。在这样的统治逻辑中，构建的合法性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洞穴之喻”；本书则是基于这种现实存在的建构逻辑，对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概念进行的理论解构，是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祛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