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完成两大任务：一是使用支出倒推法核算1952～2009年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二是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分长期（制度）和短期（冲击）进行解释。合约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进行长期解释的出发点；货币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短期冲击因素，是进行短期解释的切入点。

本书使用支出倒推法厘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要素收入占比格局。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来自资金流量法，把居民的收入分为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支出分为消费和投资。通过核算发现，中国1952～2009年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呈现倒“N”形的变化规律。20世纪50年代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占50%左右，60年代后占55%左右，进入80年代后劳动收入迅速提高，达到60%，到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到2000年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只在50%左右了。

从长期来看，劳动收入占比是由制度决定的，特别是微观的劳资合约治理。合约治理分为两个阶段：签约前治理和签约后治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主要由签约后治理模式决定的，即劳动收入占比由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决定。笔者根据主要劳资合约的签约后治理模式把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理论预测法解释中国1952～2009年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1952～1978年为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劳资合约主要是国家资本主导的，这种合约由国家为个人提供保障（抵押），是一种终身制的无风险劳资合约。合约的剩余控制权由“组织”掌握，劳动收入理论上来说可以降到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劳动收入占比较低（均值为58%）。1979～1995年为中国的承包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后，劳资合约由单一的国家合约转变为企业承包合约，农户、个体户、小型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共存，主要的劳资合约是企业承包制。相对于国家合约的其他劳资合约，此类合约中劳动者的剩余控制权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增大（均值为59%），并且波动较小。1996～2009年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期。民营企业的雇佣合约发展迅速，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劳动参与模式，提高了劳动者参与市场生产的机会，劳动收入的绝对值上升。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使国家终身合约数量大幅度减少。整体来看，资本主导的劳资合约成为主流，资本方在合约治理中占据绝对优势，劳动者的权利地位迅速下降，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均值为52%）。根据各个阶段不同劳资合约的特征和构成比例，笔者推断了各个阶段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发现真实的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和笔者的推断基本吻合。

从短期来看，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主要由各类冲击决定。冲击会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产出或合作剩余，改变劳资双方的分配占比，使劳动收入占比在较短时间内就有比较大的改变。冲击会放大制度在分配中的作用，使之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冲击形式，对收入分配产生了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多次“剧烈”冲击，都明显改变了劳动收入占比，放大了不同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过信贷释放了巨额货币。这时，劳动者通过承包合约控制了大部分合作剩余，使得劳动收入占比突然上升，1989年达到63%的历史高位，随后恢复到55%～60%。进入2000年后，特别是2007年后，我国又经历了一次比较“剧烈”的货币冲击。但此时劳资合约是资本主导型的，劳动收入占比在2007年只有42%。我们发现，货币冲击不仅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而且会对劳资关系和劳动者内部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书的解释，笔者利用统计年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对本书推论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都验证了本书的推论，证明本书的解释是可靠的。最后，本书从宏观制度环境、合约治理模式和个体意识形态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