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空间分工与集聚经济的结构效应方面，但经济活动集聚不仅包括结构特征，还包括经济活动集聚的规模和密度特征。由此，基于以往的研究，本章在结构效应基础上，综合考察包含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密度效应的城市集聚经济的多维性质，并实证检验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密度、结构三类指标与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

当前，关于城市集聚经济及其微观基础已经达成共识（Smith，1776；Marshall，1890；Krugman，1991；Duranton & Puga，2004），但是关于城市集聚经济的性质存在多方面的研究且一直存在争论（Rosenthal & Strange，2004）（见表8-1）。这些争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对城市规模效应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生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Alonso，1970；Sveikauskas，1975；Segal，1976；Moomaw，1981）。与此同时，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Mills，1967；Mills & Ferranti，1971；Henderson，1974a；Henderson，1974b）。Ciccone & Hall（1996）和Ciccone（2002）指出，使用城市经济活动的密度而不是规模，更能够反映城市集聚的程度，由此开始了关于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Combes et al.，2008）。关于结构效应的争论基本发生在同一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增长理论的启示下，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规模之外的结构因素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特别是自Glaeser et al.（1992）对专业化（MAR外部性）和多样化（Jacobs外部性）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来，出现了大量基于不同国家城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