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凭借先天的遗传装置和后天的学习，其语言能力伴随着大脑的进化逐渐提高和稳定，并在群体交往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最后，语言作为一种制度而稳定下来。有了语言，就可以使用语言来做事，这就是言语行为。正是人类独有的言语行为能力，使得制度性事实（包括制度）的构建成为可能；具有言语行为能力的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出于交往的需要不断建立新的制度，产生新的制度性事实，进而形成了现在的制度性社会。正是有了语言，人类的交往才有了规范；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也建立了约束自己和群体的行为准则。

一 言语行为参与制度社会建构的前提性条件

（一）语言的起源与实在论的预设

任何期望探讨语言的建构作用的尝试，都必须首先对语言的起源给予合理的说明。因为语言的起源问题，归根到底也就是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功能的源泉问题。只有从对语言起源的追溯中，我们才能发现人类独有的语言作为一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语言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进而讨论语言为什么能够建构社会。

关于语言的起源，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家已经形成命名说、模仿说、感叹说和交际说等四大主流观点。但这些学说大多抽象地分别从语言的指称功能和交际功能的视角去探讨语言的起源，仅仅是就语言来说明语言的起源问题，将与语言同期存在的生活世界割裂开来^[1]。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创造语言”的观点则将语言从虚幻的理念世界拉回到生活世界，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了语言的起源问题。恩格斯认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