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政治人类学就是要创造新范式和认识论倾向，以适应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ed）、去集中化（decentralised）和去规管化（deregulated）的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人类学而不是政治学理论，或者仅仅是人类学？正在于它能够超越各种既有框架，这些框架将政治本身蜕变为制度，或在不知不觉中间离政治——一个抽象介质的领域，在远离情感、身体和真暴力的空虚中制定抽象的原则——和解决冲突的努力。新政治人类学固然有其弱点，但它仍是培养全球新科学的基础。这种新科学的深度和注意力能够涵盖林林总总的全球性“超级现象”的形态学意义，从新部落主义到气候变化，到超民族主义，到所谓民族国家的衰落，到后人文主义，不一而足。（黄觉，译）

——S. Romi Mukherjee.2011.“Fragments and fissures: towards a political anthropologyof the global”，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61 (202).pp33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