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国的公益组织转型年，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改革政策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实践终于在2013年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推动中国公益慈善新时代到来的强劲动力。

第一，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来说，2013年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莫过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年初，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推出了允许公益慈善组织直接登记注册的改革政策，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全面肯定，入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以往广东、深圳等地对于公益慈善组织直接登记制度进行了多年的改革探索，不过，各种软硬门槛一直限制着民间公益组织获得合法性，注册登记的限制是扼制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最主要的瓶颈。2013年突破瓶颈的改革，是现行体制对公益慈善组织全面接纳的信号，从而带来促进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热潮。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1万个，比2012年的49.9万个增长了8.4%。社会团体28.6万个，比2012年的27.1万个增长了5.5%。基金会3496个，比2012年的3029个增长了15.4%。民办非企业单位25.1万个，比2012年的22.5万个增长了11.56%。另据测算，2013年度，纳入正式统计的志愿者总量约为7345万人，占全国13亿人口总数的5.65%，志愿服务约8.3亿小时，折算价值83亿元。另有未纳入正式统计、参与草根民间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3000多万名志愿者，其志愿服务约3亿小时，折算价值30亿元。合计全国志愿者捐赠总价值约为113亿元。

第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政策。它既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又为社会组织开辟了重要的资金来源。缘起于沪、京、津、冀、浙等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在2012年升格为国家政策。继2012年拨款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后，在2013年，中央财政再次拨款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和测算，2013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总量约为150亿元。

第三，社会组织的改革表现在募捐市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芦山抗震救灾启动时，2011年才注册的民间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一日募捐总额远超中国红十字总会。截至2013年9月30日，超过600万人次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定向捐赠雅安救灾款物高达3.5亿元。民间组织领跑中国公募市场，“国退民进”的迹象首次显现，这在中国公益慈善史上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对未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一行动也得到民政部的肯定，表现出鼓励民间公益组织在社会市场中成长的开放态度。2013年，也是广州公募权开放一周年，广州的实验说明，公募权开放并没有带来募捐市场的混乱。2013年7月，云南宣布，云南省政府全面退出公益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云南省政府不再参与募捐。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2012年，全国实际接收现金及物资捐赠量为889亿元。其中，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685亿元，物资捐赠折价203亿元。889亿元社会捐赠总额中，基金会、慈善会、民政三个接受捐赠最多的系统分别接受了376亿元、268.65亿元和132.99亿元。

2013年，预计社会捐赠总量将突破1100亿元。这是继2008年1070亿元和2010年1032亿元之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且比2012年有大幅度增长。其中，基金会系统接受的捐赠总额预估为390亿元；慈善会系统的捐赠款物预估为370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实有226.16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比2012年有大幅度增长。加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和全国志愿服务小时折算价值，2013年的各类捐赠总价值预计超过1363亿元。

2013年，股权捐赠成为新亮点。海航工会将其所持价值约80亿元的股权捐赠给慈航基金会，使得慈航基金会成为海航集团控股股东。这是中国目前最大一笔捐赠，同时也是国内最大一笔股权捐赠。

第四，一直困扰公益慈善界的老大难问题——社会组织的税收制度也在2013年开启了改革之门。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慈善税收减免制度”。这是启动慈善税收改革的信号，尤其对大额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改革更是利好消息。2013年年底，深圳开始实验公益信托公司。

2013年，中国民间公益慈善事业自身的迅速变化更加震撼人心。自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开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就进入加速转型的进程。转型呈现出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三大潮流。这三股潮流又与互联网思维、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公民运动相映生辉。在2013年，中国的民间公益慈善事业见证了公民公益新时代的到来。一年间，计划慈善的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自由而多元的公民慈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互联网思维颠覆了计划慈善的传统思维方式。互联网不再只是公益慈善组织用来筹款或者传播的工具，而成为公益慈善事业不可缺少的生态条件，从而改变了公益慈善界以往的思维模式。网络、枢纽、去中心化、平台、众包、众筹、公益APP等方式在一年间席卷了整个公益慈善界，多年辛苦在社区经营的慈善组织难以得到的捐款，年轻公益人凭借创新的互联网公益就可轻易得到大量捐款和微信公益红包。创新的真实发生见证了新时代的到来。2013年，在慈善界大放光彩的不再是明星汇集的芭莎晚宴，抑或民政部的慈善大会，而是腾讯微信、阿里巴巴的淘宝、新浪微博。它们的真正力量不在于自己做了公益，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用它们做了公益，这就是互联网公益。

其次，以市场为基础的跨界公益激发了多态化生存的公益组织的活力，而将那些封闭的慈善圈子边缘化了。跨界的合作模糊了商业和慈善的界限，也模糊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界限。2013年年初，马云在亚布力论坛上的讲话几乎成为企业家参与公益的宣言，更多社会问题的爆发和复杂交织的态势促使马云、王石、冯仑等企业家集聚起来进入公益慈善圈。不仅企业家，慈航基金会控股海航集团、前总理朱镕基成立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等都展示了跨界合作的新气象。市场思维与公（益）商（业）结盟的逻辑颠覆了传统公益慈善行业，国内第一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股权投资基金——社会价值投资基金的设立让影响力创投和公益投资人成为公益慈善界的新时尚，也让社会企业在2013年登堂入室。

再次，公益慈善不再仅仅是社区渐进型的服务机构，而是开始具备了社会运动的基本形式，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公益政策的改变。媒体人邓飞等在2012年发动的“免费午餐”行动，在2013年转化为“让候鸟飞”、大病救助等多种新方式的公益行动。这类与传统的规范、专业和组织很不相同的集体行动已经呈现出以往公益服务从未有过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而在这类公益性社会运动中，2013年的昆明反PX事件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公益维权的集体行动对政策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影响力。

这些颠覆性转型的后果，使得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一年之内就向着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快速推进。它与雅安地震的突发事件互为因果，在抗震救灾这个大平台上，呈现出公益界前所未有的理性、有序和有效工作的局面。来自灾区和全国各地的草根组织、行动网络、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大学乃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实现了各种层级、各类领域的联合作战。

总之，2013年是中国社会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和各类公益人充满动力、快速发展的一年，是国家政策改革和公益慈善事业转型交相辉映的一年，是民间化、问责化和专业化初见成效的一年，是抛弃计划慈善的旧思维，让公民公益进入社会主流的一年。显然，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都需要公民公益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