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性建构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主题,哲学在思想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现代性是作为一个问题域中的问题集呈现的,哲学在审视与观照中国问题的同时经历了自身思想的流变。哲学必须回归理性的“思”的本性,真正以哲学之思的方式面向当代中国问题。
首先,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理性力量表征的哲学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启蒙者角色。解放思想贯注着理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哲学的批判逻辑。这种批判逻辑指向阻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因素:一是对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的反思批判;二是对文化传统的反思批判;三是对旧有体制的反思批判;四是对来自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批判。
其次,哲学在反思批判的同时,还必须在理性的层面上建构中国现代性的逻辑——即哲学证明的逻辑。一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为实事求是、实践标准的思想路线提供哲学论证。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三是从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辩证关系的角度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提供哲学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寻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合理性。四是在思想层面上论证了“三个标准”:为了在思想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论证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了摆脱姓“社”还是姓“资”的纠缠,论证了生产力作为评判改革成败的标准;为了摆脱社会发展中人的物化的生存状态,论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标准。
最后,不管是批判的逻辑还是证明的逻辑都还必须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参照,哲学在历史—文化的总体性视域中建立起比较逻辑:一是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分立建立中西方文化比较分析框架;二是对中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背景、条件、道路、模式、建制的比较;三是围绕人的现代化展开的比较研究。
批判逻辑、证明逻辑和比较逻辑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寻找根据,如马克思哲学经典中的人学思想、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世界历史思想和东方社会理论等,也从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海外现代新儒家思想中寻找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现代新儒学三分天下的格局。作为解放思想的先导,80年代的哲学体现着理性的激情、历史实践主体意识、改革开放和现代性建构的时代精神。
90年代后哲学在外在和内在的双重逼迫下开始由思想文化中心向边缘退守。现代性在中国逐渐生成,已不需要哲学继续充当启蒙先锋的角色,市场化、世俗化的经济社会也容不下哲学的思辨和高深。从政治生态来看,几经政治风波周折后哲学启蒙的锋芒开始收敛,理性激情、济世情怀和广场意识逐渐褪去,康德所言的运用理智的“勇气”让位于实用理性的处世机巧,哲学的先锋意识已然不再,思想棱角也已磨平。一些学者既无力继续充当启蒙角色,又不甘于“为稻粱谋”,开始转身到“哲学就是哲学史”中来,试图在哲学史的故纸堆中觅一立锥之地,退而结网地回归哲学经典。由思想启蒙到经典诠释,体现了哲学由思想到学术的游移,重演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进退之术。
哲学学术化的自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与学术的分裂,使哲学由思想义理蜕变成专骛诠释考据的学术工匠,专于自家后花园一亩三分地而忘却了时代历史的呼唤,精于狭隘的碎片化的研究而缺乏总体性的视界,工于知识性的规范和方法而失却其爱智慧的本性。其实,哲学不管是对时代的思想还是对思想的思想当然离不开学术的规范,但学术离开了思想则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一个时代的学术背后如果缺少了思想的支撑,就不可能对这一时代的问题和精神作出深刻的本质性的透观,学术内容和形式只有始终紧凑于思想的义涵才有其存在的根据。说到底,没有一种学术不是在表达着一种思想,真正的哲学学术应当达到思想的水平。90年代学术凸显更多的是哲学退守的一种姿态,而并非哲学真的能够离开思想的园地去建构一座纯学术的空阁。而且这种退守姿态的实质在于哲学试图划清学术与政治的分野,以摆脱政治化的干预去拓守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空间的一种努力。
哲学是思想家的事业,哲学研究要从世俗的功利场中抽身而出,回归爱智慧的理性沉思的本性,亦即回到思想本身。而思想要以把握、反思、直透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重大问题为要务。因此,回到思想就必须以理性沉思的方式回到“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回到“现实生活世界”、“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马克思),回到“生活世界”(胡塞尔),“领悟存在的此在的生存境域”(海德格尔)。这是哲学的归位。
哲学回到思想和智慧,思想、智慧是理性的沉思和洞见。“人却把能思看成自己的本质,且当之无愧。因为人是理性的生物。但理性(ratio)是在思想中展开自身的。”
海德格尔是一位哲学终结论者。但他同时指出,在哲学终结以后还留下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思想”。不过,海德格尔认为在我们这个由科技器物所宰制的时代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思想”。他在《什么召唤思?》一文中把这个时代思想的缺席称为最可思虑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显明于:我们尚不会思。尽管世界的状况已变得愈来愈激发思,我们仍然不会思。”
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哲学回归思想并非要哲学回到思辨王国中以精神贵族自期自许;说哲学走出思辨的王国回归生活世界也并非要把哲学变成现实生活的简单的证明工具、琐屑的实证研究和大众兴趣的日常话语。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的哲学是以思想的方式走进时代实践与现实生活,是哲学家以自由的心灵、理性的沉思以及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深度理解去揭示、把握、反思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核心理念。
哲学回归思想,思想以透观时代生活和实践中的问题为要务
每一时代都有反映这一时代问题和要求的时代意识或时代精神,它决定着这一时代的人们对问题的态度、观点、标准和原则等。这些态度、观点、标准、原则凝结为这一时代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取向,形成反映这一时代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思想体系——哲学。哲学是时代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理论表达。哲学创造就是哲学家以其自由的、独特的心灵体验、理性洞见和独创的分析框架去把握自己时代的精神,揭示时代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反思批判传统与现实的惰性力量,赋予时代以价值和意义,推动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去建构“思想所把握的时代”,为时代发展揭示新的方向和可能世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当年有言: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哲学之思是由时代问题所激发的思问题之思。
哲学应该如何面向当代中国的问题?
哲学是理性的沉思活动,这种沉思是理性寻根究底的反思性活动。反思即“反省之思”,即思想以自身为对象而进行的批判性的理性探索活动,是理性对命题和对象进行的具有怀疑、否定性的考察和分析,追问和澄清思想、认识的前提。康德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在于对“自明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怀疑和批判不仅仅是对外的,即针对一切外部对象和已有概念及思想成果,同时也是对内的,即针对怀疑、批判着的思想自身。亦即所谓“思想的思想”、“认识的认识”、“批判的批判”。哲学思维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哲学既反思思想也反思思想所把握的时代。反思是对既定秩序、传统观念、流行见解等的大胆质疑,对现实状况的重新审视和批判。马克思认为自己思想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哲学反思还有一层意思,即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
可见,哲学回归生活世界、面向实践问题不是要哲学直接参与并提供具体方案去解决现实生活和实践问题,而是以哲学反思的方式来审视生活世界和面向实践问题的。哲学面对中国问题,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反思性和范导性的。它既是对实然的反思和解蔽,又是对应然的开显和范导。而范导则必须以反思为前提。事实上,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谓的“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是哲学反思现实的别名。哲学面向中国问题并非注解给定的东西,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与人的生存发展的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予以理性的透观和反思,即思想对问题的总体性的、本质性的、前提性的、方向性的审视与把握,并通过这种理性透观和反思来建构当代中国的思想自我。
问题向思想涌现,思想反思问题如同海德格尔所言的不在于证明,而是指引和开显。哲学如是。
哲学面向当代中国什么问题?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实践、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题,中国现代化过程在本质上是在世界历史时代塑造“中国现代性”过程。哲学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一条主线是面向中国现代性问题,这种面向是在思想中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是作为一个问题域中的问题集呈现的,哲学既要反思批判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在资本与市场宰制下世俗生活的物化现象和意义危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失衡等生存悖谬问题;又要在思想中重构一个不同于由资本与市场宰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来启引范导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这种新现代性必须确立一种辩证整体性的生存理念:在天人、群己、人我以及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和辩证统一中形成互动的张力,塑造当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而不管是现代性的反思还是现代性的重构,都必须考虑现代性的个性与共性、现代性的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社会模式设计如当前热议纷呈的中国道路问题。而理性的价值系统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具普适意义的价值效准的建构。这种价值效准建构的意义既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也在于个体的价值范导和精神安顿。社会与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善”的烛引和范导。没有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实践理性、价值效准、社会公义,就没有正义和是非,也就没有现代文明社会。个体生存的意义、价值的丰赡和实现,既在于个体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和实现,还在于这种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能背离、破坏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实践理性、价值效准和社会公义。个体必须在社会共同经验和价值体系参照中,寻求理想的生存方式和人格建构。而这种当代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系统的建构,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塑造当代中国的思想自我,正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根本使命。
可见,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从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上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和叙事传统一样,关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富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域,哲学在反思这些重大问题时孕育着自身创新和发展的契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始终面临彼此关联而又相互促进的双重根本任务:一方面,参与、引导和推动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另一方面,在合理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实践中生成和完善、更新和创新自身的理论。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张力,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哲学生存论的视域:现代性问题的人文反思与人文自觉
当然,无论是理性的价值系统的建构还是社会模式的合理设计都应该而且必须是为了作为目的的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从根本上来看,其价值轴心还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为此,必须从哲学生存论层面上切入,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予以总体的反思和本质的透观。
源于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西方生存哲学以其哲学思辨的方式来审视和反思当代人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其主要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开始出现的生存哲学研究路向,固然与西方生存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其理论和话语体系主要的还是源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和人学思想。而要究其根底,还在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语境已经生成,哲学要对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境遇做出回应,哲学生存论的视域是恰当有效的。
哲学生存论是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及其意义的哲学诠释与反思,是在人之生存的人文生命向度上来论说当代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它在反思和回应当代人生存问题和困境中形成其论域,其价值旨趣在于以哲学反思和批判的方式介入生活,直扑当代中国人生存经验和感受,以回应时代的人文呼唤,唤醒人们对自身当下生存状况的人文自觉——即个体对体现真善美圣的人文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并把它内化为自觉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在现实生存活动中予以践履。
人之生存是由人的生存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的统一。人在其生存时空境域中生成、展开、拓植出人之生存的内容和价值。哲学生存论关于生存逻辑和生存价值所形成的观念构成人文关切的论域。以人为中心的和谐与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关切的主题。
人文关切要为人们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家园”,也应当为当下人的现实生活提供生存智慧。人之为人最根本的还在于精神对物欲的不断超越与升华,否则与动物生存无异。那种埋首于物质享受的自我不可能肩荷起中国社会的未来。精神对物欲的超越与升华需要充盈着真善美圣的人文精神的烛引。人文精神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类精神对人之生命过程的本性、人之生存价值和意义自觉。这样一种人文精神既体现在对天理与神圣的敬畏,也体现为对社会普遍公理的认同,还体现在对人之为人的内在良知的自明自觉。犹如康德所期许的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自律。人文关切在超越性意义上,必须在建构一种高扬人性中真善美圣的人文理念中拓植出它的价值和意涵,把人性从那种粗鄙的唯物质主义的困轭中解放出来。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人文价值意义系统,来涵育成就新的人性。首先,必须超越把人当成社会发展过程的工具和手段的观念,确立起把每一个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价值观念;其次,必须突破把社会群体与每一个真实的个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的价值观念,确立起个人作为法治社会下的公民的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实现及其个性化发展为合目的性和合法性的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最后,必须克服对权力崇拜的“权力本位”观念,确立起以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的“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人的幸福与尊严、社会的和谐与公正是人文关切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这种核心价值理念正是在人文价值的向度上。
人文价值的建构,其意义既在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整合,也在于个体的精神安顿和皈依。每一个体,都要在社会共同经验和价值体系参照中,寻求理想的生存方式和人格建构。社会和谐进步与人的文明开化都离不开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体现人性光辉和向善品质的“基本善”的烛引和范导,个体的实践与交往行为的意义如同不可能有私人语言一样,也不可能只是纯粹私人的意义,意义总是主体间性的。作为社会化的个人,其行为总是关涉到社会与他人,因而他的行为的意义就不仅仅取决于内向度的个体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掘发,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外向度的社会与他人需要的满足以及建基于此的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长期形成的实践(道德)理性及其价值标准的评判。这种标准对于这一社会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是普遍有效的,它是个体行为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是评判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是非曲直的“公理”、“公论”。没有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实践理性、价值效准、社会公理,就没有正义和是非,也就没有文明社会。我们不能把实践的具体的个体性理解为个体行为及其意义任意性,人之为人的人文价值和意义,个体生存的意义、价值的丰赡和实现,既在于个体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和实现,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能背离、破坏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实践理性、价值标准和社会公理,而且在德福配称的意义上把这种需要的满足体现在对社会“基本善”担当和践履上,使自己的人性得到完善和升华。
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和谐发展的中国是一个美丽的中国,一个美丽的中国不仅有着美丽的自然生态的生存空间,有着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社会空间,有着蕴含着真善美圣价值诉求的精神文化空间,而且有着由一个个人格健全的自我构成的心灵空间,而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是充盈着丰赡的人文精神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