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页面
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凝练与塑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体而言，最初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不是一群带有文化自觉性的主体。但是作为孕育于中华民族精神母体的特殊群体，华侨华人必然会把内化于他们身上的传统的、地域化了的民族精神本能地显现在海外的移民生活历程中。在移民的艰难过程中，在移民地创业的艰辛历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凝聚在他们身上的独特精神气质。随着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现实生活状况的变迁，体现在华侨华人身上的民族精神特点会呈现出不同样态的转变，但是作为曾经并仍在扮演强大动力和支柱角色的传统中华民族精神，是需要我们不断汲取和玩味的，因为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精神之源。
孙秋云认为：“对民族精神的研究一定要立足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尤其是平民大众的生活行为中去发现、总结和概括。既要有典型个案的剖析，更要有地区性、层次性的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要注意区分社会阶层、地域、族群等方面的差异。既往的研究，与前述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一样，往往把全体中国人视为一个完全同质的统一体，忽视了中国人因职业、身份、地位、知识、经济收入、年龄、性别等因素的不同而分属于不同阶层的事实。也就是说，不同阶级或不同阶层的人对民族精神的体会、理解和表达是有差异的……我国文化传统中，社会上层与下层、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草根平民的小传统之间是有较明显差异的。同时，中国地域辽阔，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地理环境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各地人群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和体悟程度可定会有不同。况且，中国大陆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海外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华人则分属于许多国家，内部文化特征不同的族群则更多。各少数民族、文化族群和海外华人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汉文化的理解和吸收程度亦有差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也肯定会有自身的特色。”
在此，我们把早期华侨华人民族精神研究限制在如下范围之内。首先，以东南沿海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且以闽粤移民为主体。其次，这些移民以中下层民众为主。再次，本书关注的历史时间段多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更多的关注点在1840年至1930年。最后，关注的华侨华人移民地以东南亚地区为主。因此，我们描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具体地、历史地体现出来的。将上述特定群体、特定时间段及特殊移民地作为阐述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范围，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做出的。早期海外移民多数都是东南沿海尤其以闽粤移民为主，且移民地多数是东南亚地区。葛剑雄等的《中国移民史》显示：19世纪中叶以前，海外移民的迁入地区主要集中于东南亚，迁出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1801年至1850年中国前往东南亚、澳洲及美洲等地的华工估计达32万人。而1840年以前，移居海外的华人总数不超过50万人。
华侨华人的精神母体中，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但这种精神也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它是以侨民生存境况的不断转换为前提的。本章主要以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闽粤移民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以发生学的方法考察该群体所受到的原乡精神特殊性影响及特殊的移民经历，并尝试呈现他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诠释样态。
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本身承载着中国人五千年生命活动的历史所孕育的深刻精神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无疑是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早期华侨华人的移民历程，处处体现着这两种精神品质。而自强不息是个人及家庭在立业守成方面的精神品质，他们为了讨生活，不畏险阻，只身漂洋过海，其中更内含着一种闯荡出一片天地的理想。这种理想背后的精神核心是自强不息。生存的希望时刻鼓舞着华侨华人移民。自强不息在实际的移民进程中，包含吃苦耐劳、务实及勤俭持家等精神。个人的奋斗是海外移民原始积累的基础，如果没有一股精气神支撑，他们无疑会被残酷的海外生活现实所淘汰。而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厚德载物之仁民利物又会呈现出华侨华人群体的价值特色。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精神取向逐渐转向族群身份的认同，而其德性则多体现于崇先敬祖的孝道传统、帮群合作意识、爱乡爱国的善举中。新到之处，需要团结互助。同乡、血缘及同业关系，促成不同类型的会馆成立。在漫长的帮群合作过程中，他们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