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1903）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日本自古深受中国影响，形成了高度注意和重视研究中国状况的传统。日本人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注意作实地踏查，通过掌握大量实证材料，求取对自然、社会、人文领域的确切认知。自古以来，文明相对后起的日本始终用心于外域调查，而作为其近邻和文化母邦的中国，一直是日本人考察研习的主要对象。在古代，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遣宋使，以及入华学者和佛徒，实地考察中国，其观照之深入细致，记述之详尽，返国后推介中华文化之真切，皆令人赞叹。而古时日本考察之目的十分明确——学习先进的中华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技艺，汉字、汉籍、律令制、儒学、华化佛教，乃至礼仪、风俗等），以滋养日本自身、赢得前行的参照，著名的大化改新便是以唐文化为模型的变革。有人统计，自两汉魏晋至唐宋元（即日本的弥生时期至平成、平安时期乃至镰仓幕府时期），日本与中国的文明水平差距逐步缩小，至明清时期（即日本的室町幕府、江户幕府时期）已大体相当，这正是日本勤于调查、善于学习的结果。截至近世，日本虽自认“中华”，并有侵略中国的计划乃至行动（如日本战国末期军事强人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矛头直指万历时的明朝），但近代前夜日本人的主流意识还是“师事中华”。拙著《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第二章对此有详细论述，现不赘述。

然而，近代情势发生根本性转化：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进程迅疾，师法对象由中国转至工业化的欧美（所谓“脱亚入欧”），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际日本对中国的考察之勤，并未稍减，甚或更加广泛、深入、精密，不过其调查目的，已发生质变——从古代的仿效中国，转变成为掠占中国作准备。

近代日本制定以侵吞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为目标的“大陆政策”，为实施此一战略，日本官方和民间长期开展大规模中国调查，学者、军人、浪人、商贾多有私家踏访（留下诸种纪行文字），而军部、外务省、通产省乃至皇族，更以国家之力，组建强劲的调查机构，而各实业团体、重要报刊，也不甘于后，相继成立调查团体，开展各种专题考察。

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英国、法国，以至德国、俄国、美国）为掠占并统治亚、非、拉美诸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其地其民作系统调查，逐渐涉及不同的调查领域（包括地质学-地理学考察、社会学考察、文化人类学考察等），中国亦为其考察对象。鲁迅1903年撰《中国地质略论》，列举德国人利忒何芬（今译李希霍芬）长达三年行程两万里的中国踏查，匈牙利（时为奥匈帝国一部分）人式西尼的长达三年的中国踏查，俄国人阿布佉夫（今译奥勃鲁契夫）的中国踏查，法国里昂商业会议所（今译里昂商会）的中国踏查。19世纪末跻身列强行列的日本效法欧美，将这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展实证调查的活动推到极致，系统而持续地搜集中国情报，鲁迅同文举出日本人神保、巨智部、铃木的辽东调查，西和田的热河调查，平林、井上、斋藤的中国南方调查，递和田、小川、细井、岩浦的复勘。青年鲁迅揭露这些西洋人及东洋人“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觊觎并掠占中国的用意。（鲁迅，1981：4）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在《湖北学生界》第一期（1903）中也指出东西洋人“入吾室以窥伺吾长短”，包藏祸心。

近代日本确立对华扩张的国策，在1871年中日建立近代邦交之后的70多年间，通过各种来华人士（官员、海陆军人、工商业者、新闻记者、学者、学生、浪人等），进入中国社会，开展实地踏查。天长日久，这些资料积累数量之多，仅就现在还留存于两国的来说，便难以计数。

在日本的中国调查中，尤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07～1945年的东北、华北、华东考察最为有名，近大半个世纪，满铁文献已为研究清末民国社会的中外学者广为使用（美籍华裔社会学家黄宗智所撰《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所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学术名著，主要资料来源便是满铁调查报告。近40年来，中国学者以满铁调查为资料，也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包括满铁调查在内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调查，已成为研究近代中国不可或缺的资料渊薮之一。

在日本诸多中国调查系统中，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禹域踏查”持续时间最长（1900～1945年，其前身汉口乐善堂的调查活动更开始于1886年、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调查活动开始于1890年），涉及地域超过仅限于东北、华北、华东的满铁调查——东亚同文书院的踏访抵达了除西藏、台湾外的全部省区（西藏虽未入直接踏查范围，东亚同文书院也利用间接材料做出了调查报告），其观照范围甚或延伸至东南亚（中印半岛及南洋群岛）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这恰与二战前夜日本制定的“南进”和“北进”方案所涉地域相吻合）。东亚同文书院的“卷地毯式”调查，运用近代西方实证性专题考察方法，时空分布周到，细节详尽，留下卷帙浩繁的“大旅行记”“调查报告”，且文本保存完整：昭和二年（1927）二十四期生至昭和十八年（1942）四十期生的原始文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大正五年（1916）十三期生至昭和十年（1935）三十二期生的原始文本藏于日本丰桥的爱知大学图书馆，两者略相交叉，另有零星材料在台北与大连。当年东亚同文书院及日本外务省、通产省利用这些调查材料印行期刊，编纂若干专题论著和中国各省地方志。然而，相较于满铁调查的系统整理、大规模刊印、广被各国研究者采用，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仍属乏于推介，以往世人对其关注度和采用度，远不及满铁调查的中国调查，其文献基本处于“藏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这当然是一种缺憾，却也为今人留下“创榛辟莽”的广阔空间。

笔者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被聘为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后身）专任教授，几年后又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研究员，得以考察包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在内的诸相关文献，并与吾之挚友、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刘柏林教授一起于1998～2001年在东京、名古屋、丰桥等地采访尚健在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老校友多人（近年获悉他们纷纷谢世，当年的访谈确乎是“抢救”口述史料），了解关于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实施状况。经阅览、查访、研究，较具体地知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为侵华作准备的中国调查“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并真切地认识到这批文献对于清末民国研究所具有的重要资料价值，以为任其闲置，实在大不应该，遂不顾己力之单弱，不计某种谤议，于20年间勉力介绍、评析此一文献系统，以期引起国人重视并利用此一封存已久的文献系统。

笔者以为，发掘、考析东亚同文书院规模浩大的中国调查文献，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

其一，可引起国人警觉——勿忘昔年日本侵华用心之深切、用力之坚实，勿忘应当向强敌学习，认真作国情调查、外域调查。笔者有感于此，多年来除一再建议整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外，还呼吁我们自己开展系统社会调查，约六年前，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采纳吾之建议，组织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诸领域作实证考察，成果汇为《中国调查丛书》（已出《湖北省籍企业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汉水文化调查》《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调查》等十余种。调查仍在进行中，可谓方兴未艾），有关方面初尝专题社会调查的益处。

其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无疑是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略的，然其调查材料的存史价值不可忽视。参与调查的历届书院师生受过近代专业训练，从事有周密规划的分地域、分专题的实证考察，故调查材料包蕴的信息量巨大，而且较为精确，积贫积弱的清民之际散漫的国情收集工作难以与之相比。而且，日本与中国文近、种近，较欧美人士更易于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作具体考查，故东亚同文书院的海量调查材料可弥补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之短缺、零散的不足，经审慎考析，可为研究清末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提供较系统的实证性材料和方法论借鉴，故理当整理、公布这批文献。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5年影印出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省别全志》50册，2017年出版《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第一辑124册，第二辑百册左右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此乃高瞻远瞩之举。而利用这批文献开展研究的工作，正在启动，吾辈乐观其成。

图1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择》上、中、下册

本人主业研习中国文化史（以明清及近代为重点），与之相关联，业余从事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考析，已历20余年，自1996年起，陆续撰写评介文章，继而选译出版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记、调查报告数种，以《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较为详备、适于采用（见图1）。近年获邀参与国家图书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充任顾问或主编，撰写长篇前言、解说，对此一文献系统的原委及价值略作辨析与推介，并相约与长期执教爱知大学的刘柏林教授、湖北大学聂运伟教授联手撰述《警觉与借镜——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启示》，试图借评介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契机，加深国人对近代日本侵华谋略的认识，激发向强劲对手学习的志趣，以为推动中国社会调查事业及晚清民国史研究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