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盛赞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统治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一般意义上讲,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想型”当中,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占据主导是根本性的趋势。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样一种趋势的确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不仅如此,历史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态的多样性更意味着纯粹逻辑的分析并不能取代具体的历史演进。
首先,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可以通过工资品部门以及相关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提高,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劳动力价值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外力对劳动力价值的抑制来实现。比如人为缩减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但是这一行为在长期将导致整个工人阶级劳动力的萎缩,是不可持续的。再或者有利于资本家整体的外生因素,如开放经济中进口消费品价值的下降;抑或国家对食品的税收政策以及住房制度变化,都可能抑制劳动力的价值。
其次,不改变必要劳动时间,仅仅依靠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或雇佣规模的扩大,这样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在逻辑上无法被取消,而且在现实中将持续存在。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特定的阶级斗争格局和阶级结构,以及国家机器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并使资本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生产关系上转而依赖于形式隶属和各种混合隶属关系,甚至依赖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不同于经典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现实世界中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需要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换言之,是特定的制度安排使得资本家从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变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
这一观点在历史发展的经验中得到了验证。支持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经验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在黄金年代的高速增长。曼德尔(1975〔1999〕)甚至称其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时期。而探究黄金年代出现的原因,需要同时将那些促进投资与创新的制度(曼德尔、新熊彼特派),与那些促进消费的制度(调节学派、SSA)综合起来,明确大规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契机到底是什么。
因此,在现实问题研究中就需要对一定时期内剩余价值量的变化做一分解,明确绝对和相对剩余价生产的比例,以明确那些支持两类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因素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从而进一步认识某一阶段资本积累的性质及其蕴含的矛盾。遗憾的是,既有研究大多只是集中于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估算(吉尔曼,1957;曼德尔,1975;姚廷纲,1981;莫斯里1985,1986;韦斯科普夫,1985;高峰,1991;张宇和赵峰,2007;赵峰等2012)
本文基于剩余价值计算公式,试图通过求全微分的方法对两种剩余价值的变动进行分离,以说明两种剩余价值变动之间的数量联系,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