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理事会是北极治理中最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历史制度主义为认识其发展变迁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北极理事会的“前身”《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北极8国为弥补既有制度的不足、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问题而创设的。AEPS的制度设计虽不完美，但因在时间序列上占据优势并在北极治理中实现了“收益递增”，从而使北极理事会对之形成了“路径依赖”。2007年，“插旗事件”改变了北极局势的发展走向，北极理事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在治理功能、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突破。然而，鉴于“沉没成本”和防止出现“裂口效应”，北极8国仍不愿对北极理事会进行根本变革。中国作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和北极事务“利益攸关方”，一方面应认识到北极理事会在机制化、开放性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以适当的方式助其破解“路径依赖”，为完善北极治理机制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