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5月，“格拉密斯城堡号”驶进悉尼港，卸下814名中国乘客。他们是外迁大军中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逃到了东南亚和新大陆。他们所逃离的祖国正因为人口增长、经济停滞和连年内战而变得一贫如洗。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已造成超过3000万人死亡，此后的几十年间又有几千万人口死于饥荒和连年的干旱。不平等条约使帝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传统守旧的中国社会在经济低迷、人口逃离和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下岌岌可危。

对当时的很多中国人来说，移居到国外似乎是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1881年时，繁荣的澳大利亚已经在中国南部广为人知了。仅当年4月和5月就有超过3000名中国人到达悉尼。这群人并不打算定居下来，只是盘算着在这里工作几年，还掉为了来澳大利亚所借的债，然后衣锦还乡。“格拉密斯城堡号”上的中国乘客们也是这样计划的，不过他们并没有受到热情欢迎，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焦虑激动的暴徒。他们耳闻中国人来后会降低工资水平和雇佣条件，中国人奇怪的外表和奇异的习俗也让他们感到不安。这群中国人一下船就遭到了辱骂和殴打，幸亏警察及时阻止才没有严重受伤。2287076

“格拉密斯城堡号”抵港后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在交融中产生的碰撞。2287077当时，很多澳大利亚人都以自己国家的自由、清洁、活力和白人血统为豪。相较之下，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又挤又脏的地方，人民都是低等的“有色”人种，不注意卫生，而且诡计多端。2287078中国与澳大利亚邻近，而且人口众多，因此很多澳大利亚人都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被中国人淹没，沾染上那些邪恶的东西：剥削劳力、赌博、性变态、脏乱和吸食鸦片。维多利亚州的著名政治家兼社会评论家查尔斯·皮尔森的这番话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一年多出来的人口就足以把我们淹没……我们是在捍卫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供高等种族在这里自由地生活和繁衍，成就更高级的文明。2287079

尽管这些偏见在当时颇为泛滥，但是殖民时期的澳洲对中国人的态度其实是复杂而又富于变化的。因此，与其遵循传统通过一般化的归纳来研究澳大利亚人的态度，倒不如转向更有成效的方法，研究特定事件的文化动态。

疫病的突发就是重大的社会事件，不仅通常会被归责于外来人口身上，而且会促使种族冲突加剧。1881年到1882年在悉尼爆发的天花疫情就是一个好例子。原本是亨利·帕克斯爵士领导下的新南威尔士政府在公共卫生上出现了失职，却让悉尼的中国人当了替罪羊。不过，当时也出现了一批跨越偏见、声援中国人的支持者。该事件显现了19世纪时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移民的复杂态度，不仅受到政治的影响也受到种族考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