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通过光彩照人的美籍华人女影星黄柳霜1939年访问澳大利亚的历史事件，探讨想象中的亚洲在澳大利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和澳大利亚华人的角度来阐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多种具体内涵。黄柳霜出访澳大利亚引起了极大轰动，以至于福克斯新闻电影澳大利亚公司、《悉尼先驱晨报》一类的主流报纸、澳大利亚的杂志都报道了这次访问。尤其是澳大利亚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影迷们去迎接她的到来，给她写信，所到之处索其签名者无数。

在这个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国民特征的中心就是禁止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并成为该国公民，大卫·沃克在其《焦虑的国度》一书中讨论了澳大利亚因亚洲在地理和种族问题上所存在的焦虑感。2287102此外，海伦·厄文也指出，澳大利亚联邦制的核心在于“中国人存在的作用就是用来反衬和凸显澳大利亚白人群体。澳大利亚白人也就完全成了修辞意义上的英国人”。2287103是否接受亚洲人和美裔亚洲人也因此变得十分关键，对澳大利亚人如何看待其国民特征的核心内涵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发现，这些内涵表现出沃克和厄文所描述的对中国人的历史矛盾心理，与此同时，指出了一个广义上与亚洲、狭义上与中国特征相融合的新政治走向。

由于对黄柳霜个人经历及其电影角色的诠释存在种种困难，她一直都是学术界的专有话题。2287104但是，由于黄柳霜是20世纪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她在很多方面都是学术研究的极好题材：魅力、性感、种族、名气和身材。作为一个演员，黄柳霜有能力在不同角色中进行转换，存在于多种符号之中：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时而合三为一。黄柳霜1936年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但人们通常期望她在影片中和舞台上扮演“原汁原味”的中国人。她的好莱坞背景、欧洲的教育背景使其成为向全世界观众传达美国现代化的代表性人物。黄柳霜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美国人、摩登女郎、中国人、有着欧洲教育背景的人，抑或集这所有标签于一身？这些标签又怎样与澳大利亚的种族化进程和现代化融为一体？黄柳霜出访澳大利亚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话题，为理解种族和国民特征之间的磨合提供了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案例。

史学文献对黄柳霜的澳大利亚之旅鲜有记载。格厄姆·霍吉斯在其撰写的传记中对此次访问只写了半页纸的篇幅；而廖卡伦用一章的篇幅十分精彩地将黄柳霜描写成一个“偶然的”跨国人士，内容涉及欧洲和中国，但是没有澳大利亚。这一章并没有通过简单地记录黄柳霜访问澳大利亚来弥补史学中的遗漏，相反，黄柳霜的到访表明了澳大利亚这个新世界移民社会与中国人的层层叠叠的交集。就如黄柳霜一样，20世纪的澳大利亚也彷徨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皇室之间。黄柳霜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因此为探讨混血文化的内在活力提供了新视野。

由于澳大利亚国民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中国人交往或排华过程中形成的，黄柳霜访澳一事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她自身的现代性挑战了对其纯正中国特征的任何简单程式化的理解。大卫·瑟欧·哥德堡指出，“如果前现代理论缺乏对人类种族之间差别的认知，现代说则越来越以种族或通过种族来予以界定”。2287105黄柳霜访澳所产生的效果都表明，种族、民族的混合或混血已经出现，因此，也出现了种族现代理论的认知。种族现代理论首先标志着通过大众文化输出，英帝国和美国种族分层的相互融合；其次，这也是对种族差异上所带有的暂时价值观的一种补充，比如说“野蛮人”或陈腐的“东方人”。黄柳霜在澳大利亚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通过她训练有素的“世界英语”，优雅地将中国社会和文化呈现出来。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最后一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在一个种族分层社会里以其文化公民的身份做出了很大贡献，而黄柳霜访澳无疑是最大的亮点。她访澳前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对中国移民和中国社区实行了严厉的政策，由于没有新移民的到来、现有人口死亡以及华人回国，在澳的中国人口从三万人降至八千六百人。由于限制移民的措施，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澳大利亚华人要么就是在澳大利亚出生，要么就是在澳居住了几十年。他们积极参与到社区、城市和国家的公民与文化生活之中，表现出一种归属感。此时，澳大利亚华人处于文化公民的地位，通过主流媒体将这种身份传播开来。在同一时期排华的美国，无数亚裔人口采取了以其文化传统来表明归属感的相同策略。他们的现代生活方式与澳大利亚白人所持的成见背道而驰，因此使得在澳华人群体得以展示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