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待亚洲的态度在二战后经历了转折。1948年，一批知名记者出版了《近北：澳大利亚与一亿邻居》一书。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H.V.伊瓦特称赞此书“具有前瞻性”，但是此书也反映出殖民时代惯性思维在战后的延续。尽管一些编辑批评了那些自认为比有色人种感觉优越的家伙，但是他们也担心澳大利亚作为“白人的地盘……会被棕色人、黄种人、黑人分割占据”。他们认为在美国的保护下澳大利亚应该在亚洲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2287106二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选择了从效忠于旧主大英帝国转而投向美国的怀抱。尽管此举动被解释为象征性地撇清与大英帝国的关系，但是这个决定无疑也透露出他对于西方世界应在亚洲扩张势力这一态度的支持。有关日本虐待战俘真相的披露进一步增强了战后对日本实施惩罚性占领的呼声。其代表之一是《悉尼先驱晨报》在其刊登的文章中关于确保日本“再也无法发动报复性战争”的提法。2287107尽管美国在对日军事占领中占主导地位，但不少人认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角色使得它有权参与压制旧敌的计划。这种占领热情表明无论是民众还是政界对西方在亚洲扩张势力是持支持态度的。

战后时期也是后殖民时代理想主义高涨的时期。1941年签署的《大西洋公约》得到了澳大利亚工党的积极支持。该公约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重新审视西方世界统治亚洲是“天经地义”的观点。2287108尽管公众舆论支持占领日本，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声援印度尼西亚（简称为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工会运动是荷属东印度群岛去殖民化的重要推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海员工会在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后就下令禁止所有荷兰船只驶往印尼。这场被称为“黑色舰队”的工会行动迅速扩大为包括三十个工会、近50万澳洲工人参加的全国性运动，受此运动波及的荷兰军事及运输船只多达559艘。2287109一大批澳大利亚普通民众也开始支持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其中有些人是出于政治忠诚和意识形态信仰而支持印尼独立——比如工会支持者2287110；而另一些人支持印尼独立则是由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与印尼人有过私下交往因而对其心生同情。军队期刊和主流媒体刊登了读者支持印尼独立的来信——比如《澳大利亚妇女周刊》刊登的文章就反映出从东南亚战场回来的士兵和战俘对印尼的政治运动抱有深厚的同情与支持。2287111

这些明显对立的观点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形成了统一。一些知名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也同时表达了支持占领日本和希望印尼独立的态度。在政府层面上，这种观点导致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为了确保澳大利亚再也不会受到其他亚洲势力的威胁，澳大利亚总理本·奇夫利和外交部部长H.V.伊瓦特全力支持美国占领日本。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把这所谓的“白人的责任”称作“在殖民者傲慢情绪引领下的最后一次自负举动”。2287112当然，奇夫利和伊凡特也受到了《大西洋公约》中“理想主义精神”的感召。伊凡特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与其邻国的关系不应是冷漠的尊重与容忍，而是积极的合作，从而实现《大西洋公约》所倡行的基本原则。2287113凭借这股战后热情，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于1947年代表印尼参加了联合国斡旋委员会，并在会上全力支持印尼，从而确定了1949年印尼独立的条件。

与此同时，政界保守一派的态度则要直接明了得多。珀西·斯彭德认为澳大利亚岌岌可危，“一小撮白人淹没在有色人种的汪洋大海中”，这种情况意味着澳大利亚维持亚洲殖民势力具有关乎国家安全的意义。2287114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对“土著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此同时，反对党领袖罗伯特·孟席斯声称，“印尼国内智力水平达到处理民主事务的人不过数以百计，而非百万”。2287115大部分主流媒体也对去殖民化持怀疑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唯有“能够民主地管理国家”的人才有资格要求民族独立。澳大利亚《阿格斯报》称，像苏加诺这样的冲动鲁莽之人是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的。2287116《悉尼先驱晨报》则更为过分，该报用“野蛮”程度来评价共和主义运动参与者。2287117

然而，盖勒普民调显示，尽管对印尼独立运动的负面报道接二连三，公众舆论却并没有一边倒。许多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和工党政府一样，在希望澳大利亚对日强硬的同时支持印尼去殖民化运动。这反映出民众对亚洲殖民主义未来和澳大利亚战后角色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对占领日本的支持说明不少人赞同西方在该地区扩张殖民势力的做法——毕竟日本不仅从未受到过殖民统治，它还曾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印尼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又显示了民众对亚洲去殖民化的认同。正如伊凡特在《近北》一书中说的那样，“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2287118，但是这种主动权会将澳大利亚引向何方还未可知。

当时与亚洲毗邻而居的澳大利亚人的亲身经历是这种矛盾局面的最好写照。正如凯特·贝格纳尔在本书中提到的，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往往都是非凡的跨文化体验者。本文将介绍两类在战后与亚洲有过接触的澳大利亚人。一队人马是由驻扎在日本的英联邦占领军士兵及其家属组成的，另一队则是被“毕业生志愿者项目”派往印尼工作和生活的澳大利亚青年。这两支队伍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日本的占领军犹如新殖民统治者，而志愿者们则是印尼反殖民运动的激进支持者。这两批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这样两种生活方式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此外，他们的亲身经历充满了跨文化交往固有的复杂性，不能被简单地归类。总之，他们的经历深刻地折射出有关种族、殖民和澳大利亚在亚洲地位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