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澳关系的史话中，曲折的外交关系史必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一直延宕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倘若要考量两国的现代外交史，这一点总是难免如鲠在喉2287120。直到1972年11月，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才一举打破“冷战”政治的坚冰。成长于“冷战”时期的几代人，目睹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与中国“重修旧好”的历程，因而他们对于民国时期澳中关系所历经的漫漫长路，难免会有些兴味索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得早期的外交史得以重现其丰富、厚重的意味，并且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雪莉·詹妮佛·林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澳大利亚国民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中国人交往或排华过程中形成的”2287121。

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研究某种特定的文化外交之作用，借以恢复澳中历史上的一段外交往来的原貌，而此前它几近被湮没在战后国际时局的乱象里和中国政权重大更迭的动荡中。在太平洋战争战火蔓延、澳大利亚国家前途攸关的时期，中国外交官曹文彦先生先后出使澳大利亚三座城市。他将对外宣传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其演说和发表的作品中有意识地以塑造国家形象为己任，将中国呈现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家，并正在以飞速的现代化水平谋求跻身于世界领先国家之林。时值亚太地区局势日益恶化，澳大利亚正在为自身同亚洲的关系而焦灼不安，因此曹文彦的外交筹略针对的正是澳大利亚人群中的无知、冷漠和敌意等情绪。

20世纪早期中澳外交史的形成背景是两国对比鲜明的宪政情况。自清朝晚期到二战之后，中国的政府极不稳定。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竭尽全力力图重树权威。然而面临日本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中国实力却日渐衰微，在“维也纳会议”上，日本获得了山东半岛的托管权，中国公然受辱，其国象虚空可见一斑。直到二战即将结束时，西方公民在中国所享受的治外法权仍是中国主权受限的另外一项标志，中国人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尽管处处受到掣肘，但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仍以主权国家的形象示人，向外派驻大使和领事，在外代表其利益并处理侨民事宜。相反，由于澳大利亚仍然是大英帝国的领土，因此直到1939年，除了驻伦敦之外，澳大利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立外交代表数量十分有限。截至1940年，此前的三十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持续发展，颇具规模。而在此期间，除了一位临时的贸易专员外，澳大利亚在中国没有设立任何正式的代表处。甚至在1941年弗雷德里克·艾格勒斯通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任澳大利亚驻华公使之后，两国外交活动的不平衡性仍令人愕然——艾格勒斯通由两到三名人员辅佐，而同期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人员至少有二十四人2287122。

在20世纪30年代如履薄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驻澳大利亚使团肩负两项任务：一是就日本侵华一事争取澳大利亚对华的支持；二是敦促澳大利亚建立驻华外交机构。除了这些较高级别的目标之外还辅以日常的外交工作，例如保护在澳华人的利益，因为其权益时常被“白澳政策”所损。高级别的中国外交官通常会私下里或偶尔在媒体上要求澳大利亚在海关和移民程序上做出改变，从而维护从中国驶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上的乘客之尊严2287123。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使得中国的外交官们面临着抉择。当他们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而努力争取澳大利亚政治家、舆论导向以及普通大众的支持的时候，“白澳政策”的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尽管日本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但它依然同太平洋的邻国们保持着高级别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加强贸易关系，一方面又忌惮长期以来日本帝国扩张的野心，这两股相左的力量成为澳大利亚支持中国“抗战”事业的障碍2287124。杰克·谢泼德在1939年为太平洋关系学院所做的研究《澳大利亚的利益及其远东的政策》中，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矛盾，他极富洞察力地写道：“‘国联’让澳大利亚自己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中国或是阻止日本，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决定袖手旁观。”2287125

1936年，曹文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临危受命，被派驻到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出任领事。曹文彦全情投入，以塑造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和学习澳大利亚之所长为己任。在这项任务中，他的作用跟此前的一位更有影响的造访者略有不同。梁启超曾在联邦成立之时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的先进之处，并欲将之用于振兴中华的伟业2287126。然而梁启超并非官方来使，他自认为自己的作用主要是帮助流散海外的华人。但是外交官的作用更为繁杂，一方面要保护在澳华人的权益，另一方面还要以己为媒，让澳大利亚受众了解中国。

曹文彦在澳期间，除了秉任常务外交工作，出席众多宴会、社团活动、教会和社区的联络活动外，还需在各种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民众。然而不同于其他外交同僚，他还倾心致力于“以文促政”，因而笔耕不辍，其文常见报端，不仅就周边的世界表达个人看法，而且旗帜鲜明地以提升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了解为己任，因为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中，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影响被完全阻断和排除。尽管当时社会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度一片渺茫，前景黯淡，但他依然不辞劳苦，将一切重任揽于一身。1954年，另一位激进的外交官——印度高级专员卡里阿帕将军——公开对“白澳政策”提出质疑，若是将其引起的社会效应与当年曹文彦外交策略的效果相比较，不难看出他在十多年前所受的掣肘2287127。20世纪30年代末期，曹文彦外交策略的局限性以及他不失时机地宣扬中国社会成就、希望提升澳对华尊重的迫切程度，均说明当时外交艺术的确需要非凡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