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澳大利亚发表了一篇大概是最缺乏先见之明的书评。该书评结论如下:“我毫不怀疑,霍恩此次的小小轰动不到夏末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2287128此次轰动指的是唐纳德·霍恩的《幸运的国家》一书。此书引起公众注意,不仅仅因为有人滥用此书书名而惹恼了作者,还因为这位莫里斯·敦莱威的预言大错特错,成为围绕此书产生的众多谜团之一。2287129那些试图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总会用到“一个由二流的幸运民族掌管的幸运国家”2287130这种刻薄描述,甚至到了随意引用的程度。除此以外,政界也经常会拿《幸运的国家》说事儿。在保守主义者眼里,此书象征着进步派用来批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以及主流文化的利器。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2007年联邦大选前的电视辩论直播中,总理霍华德确实借用此言论强烈抨击竞选对手陆克文,说他的观点正是一种“唐纳德·霍恩式的澳大利亚幸运国家观”。2287131
然而,这本书还是受到广泛好评,因为它构建了一个批判性接触研究模式,也为以往和当前的挑战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彼得·哈彻于2007年在《论文季刊》中强调,霍恩关于经济改革、共和主义以及地区关系的论点为研究澳大利亚60年代历史指出了“三向认同分路线”,因而在澳大利亚历史进程中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2287132更为人们熟知的霍恩是这样的:《新闻周刊》、《公报》及《象限》期刊的主编,以言辞犀利著称的一位公知的、万众期盼的神医高手——他为孟席斯领导的澳大利亚疏通了脉络;他让这个国家戒断了对君主制度丰沛滋养的心理依赖,让它在蜷曲几十年后伸直了双腿,并给出医嘱,令其最终举起了政治和文化重担。诸如此类的观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马克·戴维斯称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新生的工程,在等待一个作家来启迪智慧”。他提到《公报》删除了“白人的澳大利亚”这种有害口号,还提到《幸运的国家》一鸣惊人本身就证明了霍恩是促进变革的重要催化剂。2287133文学界对霍恩的评价与此大同小异。布鲁斯·本内特说,霍恩的思想“读起来让人感觉是这一时期很多文学活动的议事日程,它表达了一种独立感和差异性,与占主流地位的源自英国传统的澳大利亚生活迥然不同”。2287134
尤为有意义的是,本内特进一步阐述了霍恩的观点,提出“国际关系上发生的变化已经使人们在创作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化产品时产生了非殖民化意识,开始吸纳美洲和亚洲的内容”。2287135随着与不列颠世界在政治上和情感上的松脱,人们开始习以为常地谈论地区关系。在此过程中,霍恩扮演了诊断医生和先行者的角色。他的著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棱镜,让人们借此透视地区接触与后帝国时代澳大利亚文化的关系。
麦兹·克劳森: 麦兹·克劳森(Mads Clausen),丹麦奥胡斯大学文化研究和英美研究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澳大利亚研究、民族主义、全球化和帝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