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罗地岛的渔民曾经告诉我说，当你在海上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可能看着是上下颠倒的。这位叫甘尼·柏罗的渔民说，如果你航海时没有指南针或地图的帮助，你就会学着在不可能看到岛屿本身的情况下，很早就辨认出折射到云层上的岛屿的蓝绿色浅海。他还告诉我说，当你在海上的时候，岛屿看上去像是挂在天空的海洋里。在欧洲人过去的想象中，澳大利亚总是具有这种颠倒的海洋特性：她在欧洲的下面、与之倒置，一个远离法制与文明社会的地方。用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泰德具有诗意的话说，是一个属于“水半球”的岛屿型大陆：

由旧世界的制图家们呈现在地图上的是高高在上的另一个世界——旧世界，陆地半球。2287141

陆地和海洋，一个代表旧和已知，另一个代表新和陌生。从前，海洋的要素为：永恒、空旷、缺乏历史。将澳大利亚视为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观念符合了这些海洋的要素。苏万德里尼·佩雷拉评论道：“反向、倒置、不同和隔绝确保澳大利亚成为一个陌生的奇异地域，漂泊在时空中，被外面的世界抛在一边”。2287142

正如任何水手都会说的，了解了海洋也就读懂了合适的时机、有规律的循环、潮流趋势和不可预测性。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历史就是如此。如同澳大利亚从来不是无人或无历史之地，周围的海洋也有自己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有很多故事。本书的尾篇探讨的是位于澳大利亚以北和东南亚之间这片海域的故事，它们在岛国澳大利亚人的心理上一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对那些居住在北部沿海的土著人来说，这些北部海域历史上起着对外联系的桥梁作用，也是他们的命脉；而对澳洲白人来说，这些海域是澳大利亚与亚洲的边境地带。亚洲经常被想象成是对澳大利亚国家领土完整的潜在的威胁，这些海域长期以来承载着澳大利亚国人对来自亚洲侵略的焦虑，而人们的这种担忧一直也会被人利用达到某些目的，至今不断。通过对西北海域（指帝汶和阿拉弗拉海）历史的回顾，本文质疑本海域为没有问题、单一的无故事地区的观点，继而质疑历史叙事中只关注陆地而忽略海域的“岛国”版本。

正如福柯很久以前在《疯狂和历史》中所指出的：西方对世界的探究有着集中在对陆地了解的显著特征。2287143过去在西方的认知里，海洋象征着“无底深渊”，毫无人类的规范或者说逻辑可循；海洋就是自然界不受管理、反人类的另一半。然而，近些年来，一批海洋领域的新学术成果开始挑战传统的海洋无历史的观念，开始认识到海洋是如何被赋予记忆、神话和故事。2287144人们将海洋从历史研究的边缘引向中心，开始意识到海洋也是历史故事发生之地：冲突、占有、被剥夺、被流放、被迫移民。海洋还是一个接触区，一个交流交换的地方。这点对改写澳大利亚历史中澳大利亚孤立的形象尤其重要，她过去被塑造成一个从文化到地理都与亚洲隔绝开的地方。我与其他学者都已详细地呈现了早在英国人到达和定居澳洲之前，大量海产品（特别是海参）的贸易将澳洲北部与其他殖民地之间以及全球经济联系起来。这些学者最著名的是坎贝尔·麦克奈特，更近期一些的有安娜·史努克儿、盖爱·拉姆齐和长田百合子（著有《航行在边界上》）以及丽吉娜·甘特（著有《混合的种族关系》。2287145

当我们考虑澳亚最初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想到海洋。澳大利亚与亚洲最早的联系是在海洋上的接触。澳洲北部的海洋曾经是澳洲大陆通向世界的最早的通道，将它与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以及沿途许多重要的港口联系起来。2287146至少在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在澳大利亚北部水域捕捞的海产品最终几乎都到了中国，这与英帝国在印度的成功密不可分。艾瑞克·塔格里奥可佐指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盎格鲁-印度商人和中国的船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都做来自东南亚商品的贸易；起码从18世纪开始也做来自澳大利亚北部的商品贸易。

海参得到特别的珍视。约翰·克劳福特在19世纪初记载了最为高产的海参捕捞地“阿鲁群岛和卡奔塔尼亚湾中的岛屿，以及新荷兰的西南沿海地区（澳大利亚那时叫新荷兰，布吉渔民称西南沿海地区为迷黎之，中国人称之为南海。）”2287147直到20世纪初叶，麦加锡船队每年都乘着季风来到澳大利亚的沿海地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会随船队去麦加锡。荷兰人有记载显示，在那港口小镇，曾同时有至少17位土著居民生活在那里。一些沿海的土著部落与亚洲的海员有着广泛的贸易和交往，来自阿纳姆地的友朗武土著人就是其中之一。2287148据林·瑞德特记载，一位叫柯莱特·巴克的船长在1829年曾经算了一下在澳大利亚北部科堡半岛上某地来自布吉的水手数目，共计1053人（布吉水手是印度尼西亚东南部——当时叫马来群岛——主要的航海群体之一）。2287149在阿纳姆地，珍贵的海参似乎一直被大肆捕捞。而在金伯利地区，也有证据表明了与亚洲人的广泛接触。2287150

这些与亚洲早期的接触交往推翻了欧洲人对澳大利亚的理念：无归属之地、与世隔绝以及文化的一成不变；这些接触交往还表明这些海域作为通向东南亚各国的海上通道，最早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市场以及广大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了斯泰德对澳大利亚“水半球”的描绘，因为海洋将澳大利亚北部不同地区与亚太地区众多的岛屿联系了起来。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限制了澳亚的接触，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也从未完全中断。例如，史努克儿、拉姆齐和长田发现位于澳大利亚北方的托雷斯海峡为多民族、多侨民聚居地，因此，他们由于家庭、贸易、语言、社区等因素一直倚靠着海洋彼岸那些地区。2287151即使20世纪早期麦加锡船队停止到访澳北方，印度尼西亚东南地区的渔民还会驾着小船到帝汶群礁和阿拉弗拉海来。他们来寻找海参、马蹄螺，近期是鱼翅，然后在中国市场进行交易。2287152澳大利亚西北沿海事实上成了他们海洋世界的最南端。他们的海上航行、对那些岛屿和珊瑚礁的了解就是一种占有，打破了认为这些海域是“无活动区”的观点。

1979年澳大利亚的海域边界向外延伸了200海里，使澳大利亚紧挨着印度尼西亚东南地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因此将印尼罗地岛人传统的捕鱼区包括了进来。布鲁斯·坎贝尔称此扩张行为为“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殖民行动”。2287153印度尼西亚东南部渔民和他们祖先一样在这些水域捕鱼，自此开始遭到驱逐、遏制、惩罚和监禁。近年来，许多在现在被划定为澳大利亚水域遭到驱逐的渔民，运用他们对该地区的了解，沿着熟悉的捕鱼路线运送申请避难的人。丹尼尔·德瓦尔指出，澳大利亚海域的扩展使得印度尼西亚东南当地渔民边缘化，“造就了一大批对这一地区非常了解、高技能的船员无法正当地使用他们的技能”。2287154现在很难确定有多少来自印尼东南地区传统渔村的人正在因为偷运偷渡者而服刑至少5年，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高调、邪恶、黑手党式的操纵澳大利亚新闻报道的人未在服刑。相反，许多贫穷的印尼人在澳大利亚监狱苦挨刑期。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揭露，这些人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人。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东奴撒坦格雷地区（罗地岛在此地区）有3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每三个婴儿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杰夫·奈尔逊写道，“生计出路很少”，因此“为一个低学历的男孩在船上提供一份工作就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这可能就是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家庭的生命线”。2287155

从19世纪晚期起，沿西北海滨地区建立的欧洲捕捞珍珠业进一步增强了北澳与亚洲的联系。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人们在布鲁姆、达尔文、汤斯维尔这些港口城市的海域进行珍珠捕捞作业。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的企业家就在库邦招募人们到捕捞珍珠的小帆船上工作。据克里斯提·朱记载，从一开始，珍珠捕捞业的一个侧面就是亚洲男子与土著妇女的性关系，这些关系成了珍珠捕捞业的一个永恒的特征2287156。世纪之交，布鲁姆成了主要的珍珠捕捞港。那时捕捞船上几乎都是亚洲的工人，他们来自中国、日本、马来西亚、马来群岛（现在的印尼）和菲律宾。得知能有工作机会，他们会从偏远的渔村来到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库邦这些主要的港口城市，登记申请工作。他们来到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与印度洋边缘诸港口城市相像，都“挤满各色人等”。2287157港口城市以全球性著称。而布鲁姆因其对大海的依赖以及这些来来往往的操数种语言的商人和船员而与别的海港城市联系起来。北澳大利亚东面另一个主要的珍珠捕捞港为星期四岛，此地同样居住着五大活跃的亚洲群体：中国人、菲律宾人、印尼人、日本人和斯里兰卡人，他们占该岛人口的大多数。2287158

珍珠捕捞业从来没有像那些在陆地上的行业那样得到澳大利亚人的真正认可。这样的印象源自于：在澳大利亚其余地区严格贯彻白澳政策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亚洲的契约劳工；这些地方远离澳大利亚其他的定居点；以及捕捞作业点超出了澳大利亚的海疆。对一个将身份认定在陆地上的国家，珍珠捕捞业就如同他们的捕捞作业点一样，远离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珍珠捕捞业的少数欧洲从业者在原则上而非行动上捍卫白澳的理想。现实是，北澳大利亚珍珠捕捞社区被海洋经济主宰，而他们的海洋世界与亚洲毗邻。在白澳政策统治下的澳大利亚对这些珍珠捕捞中心的亚洲特性怀有既恐慌又着迷的复杂心情。法兰克·赫尔利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20年的星期四岛之行。他称：“星期四岛就是对白澳政策的一个讽刺”。2287159斯坦利弗斯·史密斯是西澳一位以坚决反对“有色”人种移民澳大利亚著称的参议员，他在20世纪初期造访过布鲁姆。他认为，一位到访者如果把此地想成是亚洲的一部分却脱离亚洲并挂靠上了澳洲大陆，也许是情有可原的。造访布鲁姆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实际上但起码在表面上已经离开了英国属性的澳大利亚，已经跨过了那片将我们与亚洲其余地方隔开的小小的海域”。2287160这种认为布鲁姆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澳洲大陆政治与文化界限的观点是颇为精辟的。法兰克·布罗兹认为，散落在东亚、亚洲大陆周边以及横跨印度洋至东非的这些港口城市，因为它们与海洋相关的功能而有着许多共性；它们之间的共性超过它们各自所处的内陆地区或政治实体所带有的共性。2287161其他的北澳大利亚港口城市同样面向海洋，游离于南下几千英里之处的各权力中心之外。

这些史实很重要，使我们确认澳大利亚各地与亚洲的接触经历并非相同。那种将澳大利亚各地历史用同样的描述呈现出来的倾向是将澳大利亚人为地认定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岛国澳大利亚”。这还反映出在历史和地理领域里的“东海岸”偏见，这样的偏见将印度洋乃至帝汶和阿拉弗拉海想象成澳大利亚的后门。2287162小说家亚瑟·阿普菲尔德很有表现力地将西北海域描写成“澳大利亚冲着亚洲的臀部”。2287163克里斯蒂娜·斯泰德称之为“黄海”，从而导致人们将西北沿海海域与“黄祸”联系起来。这样的联想一直持续到当代，表现在对难民和非法船民一事的担忧上：21世纪，澳大利亚“后院”似乎不断地被不受欢迎的第三世界人民和他们的轮船侵犯。

21世纪初，不时有这样的事件见诸澳大利亚媒体：破旧的轮渡挤满疲惫的旅客，由于严重超载而翻船。这些事情所发生的海域正是过去在公众的想象中与亚洲有关联的地方，而亚洲被认为是过于拥挤、肮脏和腐败之地。2001年8月，这种熟悉的画面变得复杂起来：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之一、挪威籍MV“坦帕号”货轮意外地救起了“帕拉帕号”沉船上433名难民。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一个国际事件。“坦帕号”货轮救起沉船旅客后立刻开往离得最近的圣诞岛，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其进入澳大利亚海域。总理约翰·霍华德向媒体发表了那个著名的讲话“这些人不会被允许踏上澳大利亚国土……绝对不会”。

“坦帕号”货轮就这么一天天地停泊在紧挨着圣诞岛的澳大利亚领海之外，而船上的情形是以小时计在不断地恶化。2287164媒体上不断有澳大利亚武装直升机被红色难民船衬托得很渺小的画面。“坦帕号”就这样在近海漂着，等于提醒人们边境成了一个危险之地：“里面”和“外面”混血，澳大利亚有大放血之虞。这些画面就是现实的剧场，无声地证明我们这样的民族国家易受攻击，清晰地表明位于这片特别被污染的“黄海”边境是多么脆弱。艾玛·哈达德这样写道：

跨境发生的事削弱了边境的权威，并且有能力“污染”边界一直在保护的内部……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难民作为本身具备污染特性的人，跨境就是对抗边界所释放出的命令。2287165

“坦帕号”在等待四天之后发出了第三次遇险求救信号，并强行进入澳大利亚领海。12小时后，45位空军特种部队（SAS）战士登上“坦帕号”，控制了该货轮，僵局才告结束。从空中拍摄的图像显示，货轮甲板犹如一个开放的圆形剧场，挤满了数以百计的人。战士们在人群外围形成了一圈警戒，折射出澳大利亚难民拘留中心的形象——四周有钢护栏网、带刺钢丝网和守卫。

这些难民包括450位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成了第一批澳大利亚“太平洋解决方案”的非自愿参与者：他们被移至一艘海军战舰，送到太平洋火山岛国瑙鲁。瑙鲁破产政府同意建造一个难民营，拘留有意去澳大利亚的难民，而政府会得到数百万元作为报答。在此后的四个月当中，又有一千多个难民加入到“坦帕号”难民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此后三年中将痛苦地待在此地，还有一些人会被移送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上建立的第二个难民营。

随着乘船来到澳大利亚水域的难民人数的增加，媒体报道危机的语言如这片剧烈动荡的海域一般激烈。它们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来形容难民船，引发洪水、浪潮、大潮，甚至海啸。这样激烈的词语似乎暗示大海本身就是危险的一部分，用超自然的力量推动着不受欢迎的移民来到这片卷入冲突的地方。这种暴力的意象在不同的悲剧事件中体现出来，包括发生在2001年10月19日的沉船事件，共有352人丧生。这艘轮船，用辩护术语来说，叫SIEV X号（涉嫌非法入境船只十号）。参议院调查组后来指出，如此重大的灾难发生在澳大利亚密集活动区附近三天后才被注意到实属“非同寻常”。2287166更近的一个例子是2010年底发生在圣诞岛的撞礁沉船事件，有50人遇难。正如哈达德所写的：“边界有危险，而死亡也许是最后的可怕结局”。2287167

“坦帕号”难民事件成为澳大利亚主权和边界政治实践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提供了在难民问题上催生更为专制的政治体制亟须的催化剂，还引发了一系列新的“边界保护”政策出台，包括代号为“Relex军事行动”的国防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资源，目的在于防止难民到达澳大利亚海域，或者如果他们已经到达，就将他们护送出澳大利亚海域。但实际上，这次军演是类似一个导致死亡的战争过程——难民船遭到拦截、追击、扫射；人员死亡。超过一个世纪了，来自亚洲的敌人就藏匿在这个边界地区，为澳大利亚领土完整的战斗就停留在此地。2287168

新的安全体制还将外部疆域从澳大利亚“移民区”切割掉。这意味着，根据澳大利亚移民法，任何人登上这些外部疆域的岛屿是不能够寻求避难或确立难民身份的。移民法规定：通过“海外被切割地区”来澳大利亚寻求避难者不能申请签证。对政府有关难民的决定所做的司法审查都成冗余。一年后的2002年12月，霍华德政府还在寻求将3000多澳大利亚岛屿从移民区切割掉，这种努力后来被参议院阻止。这些切割显示出澳大利亚北部海洋边界在战略想象中的位置：这些地方作为岛国的边缘似乎不能与国家团结一致，开始松散开去。切割的说法本身含有外科手术的意思，就像从国家的政治-地理的健康身躯上将癌疮切除。

然而，生活在这些外围地区的人们显示出另外的立场，表达了一种对海洋作为边界和屏障的不同理解。佩雷拉写道，在“坦帕号”难民被送往瑙鲁的前一夜，圣诞岛居民放烟花欢送他们：

这些难民和岛民之间无言的违抗和支持只是当地居民一系列的姿态和信号之一。他们想表达对难民的不同于政府的态度和安排，冲破他们在帝国版图上的不重要位置，跨过将寻求避难者与澳大利亚隔开的不断增加的边界中的边界。2287169

另一个例证就是如今金伯利土著居民看重的很强的亚洲传统。在白澳时期的澳大利亚，亚洲契约劳工与当地土著妇女之间建立的男女关系是不合法的，他们的孩子也因“有色”的下贱身份而受苦。

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直到不久前，原住民争取土地所有权和其他法律权利的政治运动导致许多人看重他们的土著血统而否认他们的亚洲渊源。皮塔·斯蒂芬森指出，当时人们担心认同他们非土著的文化传统会威胁到保护和颂扬他们与众不同的土著身份的权力，而这些权利来之不易。2287170不过如今布鲁姆居民正在庆祝他们过去的独特的多元文化。228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