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山东与世界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在滨州学院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10余家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全球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山东省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从世界史学角度探讨山东与世界的关系，对于山东加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密切山东与世界的沟通与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以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构建跨学科、跨学校、跨区域的学术共同体，为山东省融入和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实现“两个走在前列”的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谈到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认为大数据时代给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献资料的种类和数量都大为丰富，利用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证据的使用和检验也变得更加便捷。而且，大型史料数据库的普及，也使得资料的利用趋于平等化和民主化。另外，随着大数据方法进入历史研究，史家可以借助计算机和相关软件处理海量数据，于是量化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出现复兴的可能。不过，大数据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的特性。如果片面倚重量化方法，一味采用检索式的研究方式，就会冲淡史学的人文性和叙事性，导致史学陷入当年计量史学所面临的陷阱。因此，大数据方法需要与史学传统的“手工技艺”相辅而行，这样才能使我们在研究中如虎添翼，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历史学应当关注和研究发展问题，因为发展观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曲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希望重建历史观。当前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和颠覆着一元史观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向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一元进化史学”提出挑战，希望以一种更为宽广的多元视角，展现世界各种文明不断扩张、聚合、冲突和互动的全球历史进程的真实图景。历史进程多元性的本质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性和同一性，即历史的“悖论”。历史由于有了悖论，才具备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应当还历史以多元性质，从各种维度来寻找历史进程中的“悖论”现象，以建立全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历史不仅有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条线索，还应当有社会正义的维护这一条对发展加以制衡的线索，对历史观的重新思考和审视，是新时期的历史学应当承载的责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者要具有现实关怀，要从象牙塔走进社会。聊城大学陈德正教授介绍了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的做法和体会。他强调，世界史学者一定要有天下家国情怀，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在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兆敏分析了19世纪末清廷对朝鲜“不干涉国事”政策的演变。希望中国政府以史为鉴，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做到形势新则应行事新，建设性深度介入朝核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改变单纯的调停者角色，把自身作为利益攸关的重要一方，除争取恢复“六方会谈”外，可以尝试推进朝美双边会谈或中、朝、美三边会谈等多边会谈方式，以期尽快地、更好地解决朝鲜核问题。德州学院的刘淑青教授通过对英王查理二世在王朝复辟时期的两面性公众形象的研究，试图用进步论的史学观念重新认识和评价1660年后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君主的公众形象。查理二世在新的形势下采取功利主义的君主形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查理政权顺利度过政治危机。

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也为很多中国学者所关注。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增洪教授的《论中世纪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一文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价值判断远多于事实的探究。如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中世纪即是神学垄断一切，神性压倒人性的时代。而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者将中世纪视为毫无理性的“信仰的时代”。经过价值判断的过滤，中世纪史被简单化了、标准化了、脸谱化了。历史研究中价值判断的先入为主，是一个史学家主观能动性如何体现的问题。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手段和视角是时代所赋予的。史学家与自身所处时代如同自己的身体与影子一般，总是如影随形，是无法摆脱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我们评判价值判断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海峰教授分析了古巴比伦人的雇佣劳动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生产关系并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无论古巴比伦时期的雇佣劳动多么盛行，都不能改变古巴比伦农业经济的基础，更不能改变其奴隶制的社会性质。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高春常从美国奴隶的饮食叙事，分析了当时由于时空的差异、种植园的效益和主人的标准不同，北美大陆的奴隶们在对自己能否吃饱方面叙述不尽一致，但奴隶人口的持续增长说明，食物的相对短缺不足以转化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王俊芳用统计数据分析了1969年加拿大少数官方语言的发展，1969 年推出《官方语言法》后，魁北克省外的法语和魁省内的英语都是加拿大居于少数地位的官方语言，显然，英语保持了优势，法语人群的老龄化倾向明显。语言是身份、地位和民族尊严的象征，法语地位的相对劣势也意味着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地位的衰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古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丰富了我国史学家的研究，山东的特殊地位更值得进一步研究挖掘。济宁学院文化传播系祝令建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演进，以及现实推进。滨州学院人文学院亓佩成考证了前丝路时期中国与西亚互动的文本和考古证据。作者认为，商末周初时期的中国与上古西亚曾经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互动。从文本证据来说，作者认为《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逸周书》《淮南子·地形篇》《禹贡》和屈原的《天问》等都记载了西亚文明输入中国的信息，而西方典籍如阿里斯提亚斯的见闻录《阿里马斯佩亚》、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圣经》也透露出上古西亚与中国互动的信息。从考古方面来说，中国的许多考古遗址，如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大河庄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西亚器物。同样，在西亚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中国的粟黍和彩陶等遗物。作者根据前丝路时期中国与西亚互动的文本和考古证据，认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源头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在西亚文明中寻到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指出：尽管上古西亚和中国有过经济文化的双向互动，但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上古西亚是文化的输出地，而中国则是文化的输入地。由于上古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先进文化的输入，华夏文明在商末周初突然加速发展。滨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薄其圣希望还原古代丝路的历史真相。官方力量大规模开辟海上丝路，发端于尧舜时期，当时的山东是必经之地。而在殷商中后期（距今3400～3000年）的蒲姑城，把山东历史上黄色文明、蓝色文明和商业文明的融合发展推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只有深入发掘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源，我们才能做出观照历史、符合现实又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这对于山东实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