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经过近5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完成了。笔者是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学者，来写这么一本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书，心里确实忐忑。近些年有关鄂温克族社会历史，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方面刊发或出版的论著确实不少，但总是觉得不够味儿，或者说看着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写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书常常将其跟原始社会联系起来，或者将其说成原始森林里的狩猎族群。而在1958年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的《使鹿鄂温克人的社会调查》里就写道“1761年他们的先民就接受了俄罗斯社会的管理制度”“在帝俄统治下接受俄式教育”“有人参军立功受过沙皇军衔或勋章”“他们还到俄罗斯人家里当苦力、种田”“他们经常和俄罗斯人搞货币交易等买卖”“1955年之前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就种粮，主要种植燕麦和蔬菜”等内容。人家写得清清楚楚，怎么后来去的人把他们写成原始社会的人群了呢？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区域进行调研，除了到国外讲学或从事科研工作，几乎年年都去那里，和他们用母语交流，从而掌握了数量十分可观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调研资料。那时，鄂温克族同胞和我国各族人民一样，沉浸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之中，对于未来生活充满无限憧憬和梦想。

鄂温克族老人经常跟我谈起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生活，他们不仅会说十分流利的俄语，一些老人还用俄文写日志。一直以来，他们在森林牧场上自然牧养驯鹿，狩猎是他们的辅助型或者说季节性产业。他们跟随驯鹿在山林牧场上放牧时，必须随身佩枪。对此，他们解释说，身上不带枪如果遇到熊、狼等猛禽，不仅牧养的驯鹿会有危险，甚至连人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也就是说，牧养驯鹿的牧人们身上佩的枪，不是为了狩猎，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牧养的驯鹿。另外，他们还解释说自己在山林里的主要产业是牧养驯鹿，狩猎不属于主要产业，靠狩猎根本活不下去，而且狩猎还有季节性，实际上他们能够在山林里狩猎的季节十分短暂。16世纪以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掠夺，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对森林的掠夺性、破坏性、毁灭性采伐，再加上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使他们曾经的猎场面目全非。在这种现实面前，作为辅助型产业的狩猎业实际上名存实亡。因此，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是从事狩猎的猎民，是森林中的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等说法是缺乏足够依据的。我们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还给他们，让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真实地、客观实在地认识鄂温克人的历史，以及该民族走过的发展道路。

在这里，应该衷心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的评审专家，以及社科规划办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正是因为他们把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交给了我，并拨付专项经费，我们才得以按部就班地实施该项课题。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项目处的同志们，还有研究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特别是在多年的田野调研工作中，在该重大委托项目启动以后的实地调研时，得到各级政府部门、各有关负责部门和领导、鄂温克族同胞们的热情帮助、支持和协助调研，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关怀，笔者才顺利完成了该项研究，在此向他们表达深深谢意。撰写该书稿时，笔者在翻阅那些已发黄、上面还滴有油污的早期资料时，眼前总是浮现出改革开放初期，骑着驯鹿或马，乘坐牛车、驯鹿雪橇、马雪橇，或由于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而徒步，穿过原野、草原、山林的鄂温克族老乡，心里总是怀念那些小小的村庄、小小的木屋，以及在油灯下、炉火旁给予笔者帮助或协助笔者调研的鄂温克族老人。现在，其中的好多老人已离世，但他们的身影还在眼前，他们的声音还在耳边，总是鼓励鼓舞笔者不怕艰辛、不忘初心，不断努力拼搏。说实话，正是因为有了那些老乡的真诚合作，对笔者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爱，笔者才取得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向他们再次表达深深的谢意。

当然，如同任何一本书或科研成果总会留下一些遗憾，笔者的这本书也会存在不少问题或不足，真诚希望学术同人和鄂温克族同胞，以及后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