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汉以来，释教东流，经书移译，佛法大行于中土，梵文也随之成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跋涉万里，沟通华梵，树立起中西交通和佛经翻译史上的丰碑。唐宋以后，中原地区的译经活动渐趋消歇，但西藏地区却继之成为印度佛教新的输入地和保存地，出现了众多的译经大德。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梵学和佛经翻译实践密不可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古代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成就。可惜的是，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直到晚清，梵文及梵学才重又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

步入近现代，蹒跚前行的中华帝国遭遇到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外文化进入了一个激烈碰撞的时期。在这个亘古未有之变局中，对梵文的学习和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热点之一，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苏曼殊（1884～1918）、冯承钧（1887～1946）、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汤用彤（1893～1964）、许地山（1894～1941）、吕澂（1896～1989）、于道泉（1901～1992）、徐梵澄（1909～2000）、季羡林（1911～2009）、金克木（1912～2000）、王森（1912～1991）、周一良（1913～2001）、吴晓铃（1914～1995）这些响亮的名字，都与梵文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学者们也通过自己或多或少的梵文学习，或深或浅的梵学研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贡献。

梵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关系发生、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晚清民初的探索期；（2）二三十年代的繁盛期；（3）四十年代的拓展期。笔者拟先陈各期之梗概，描述人事，介绍背景，最后略论其启示意义。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中出现的“现代”一词，时间范围大致指晚清民国时期，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关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梵文学习和梵学研究的情况，本文暂不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