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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这一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探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对中国的新文学产生的影响。因为《小说神髓》作为写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对日本文学的近代化作用之大毋庸赘述，日本写实主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
但是，《小说神髓》的哪一点，如何，影响了谁等个别而且具体的问题，目前还不明确。在本文中我想探究一下《小说神髓》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坚人物产生的影响。
根据何德功氏的考察，在中国最早提及坪内逍遥的是黄庆澄的《东游日记》。
明确提到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名字，论及其影响的最早的文章则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但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是在1916年）。其中，周作人的论述中有下面一段：
坪内逍遥首先发起、他根据西洋的学理、仿了一部《小说神髄》指示小说的作法，又自己仿了一部小说，名叫《一读三叹当世书生气质》，于明治十九年（1886）先后刊行。这两种书的出版，可算是日本小说史上一大事，因为以后小说发达，差不多都从这两部书而起的。
《小说神髄》分上下两卷，上卷说小说原理；下卷教创作的法则，他先说明艺术的意义，随后断定小说在艺术中心的位置，次述小说的变迁和种类。辩明、Novel同Roman的区别排斥从前的劝善惩恶说，提倡写实主义。他说。
小说主脑，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人情者，人间之情态，所谓百八烦恼是也。
穿人情之奥，著之于书，此小说之务也。顾写人情而徒写其皮相，亦未得谓真小说。故小说家当如心理学者，以学理为基本，假作人物，而对于假作之人物，亦当视之如世界之生人。若描写其感情，不当以一己意匠，逞意造作，唯当以傍观态度，如实模写，始为得之。
做了这些介绍以后，周作人又介绍了对二叶亭四迷的影响，继续对日本的近代文学史进行了说明。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确，周作人已经认识到《小说神髓》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关键要像心理学家那样，即使是虚构的人物，也当作实际人物刻画。“人情”也就是人的心理这样的主张，他也认为是很重要的。
周作人用下面一句话结束了演讲：“目下所欠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髄》。”
谢六逸在《日本文学史》（北新书房、1929年）中也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小说神髓》，同时评价说，《小说神髄》使日本文学脱离了“戏作文学”领域，走向了近代小说的领域。他还评价说《小说神髓》揭示了小说的原理，这从全世界文学来看都是非常领先的，他的这一评价可以说与周作人要寻求介绍小说是什么的《小说神髓》之类的书籍的主张前后呼应。
那么，在周作人以前，看不到《小说神髓》对中国的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
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梁启超，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较大影响。一般认为逍遥的《小说神髓》与政治小说处在对立的立场上，所以并未考虑《小说神髓》对梁启超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谈论梁启超受政治小说影响时，这里的“政治小说”是指已经受到《小说神髓》影响的“政治小说”。因此，《小说神髓》对梁启超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何德功氏论及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提出了以下观点：
《小说神髄》发表之时，政治小说正风靡文坛。一八八五年八月，逍遥为了改变政治小说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和直接把长编议论放入小说的欠点，在《自由灯》上发表了《论小说及〈书生气质〉之主意》一文，提出了《小说神髄》的主要论点。梁启超在介绍政治小说发展概况时曾提到过《自由灯》。梁启超到日本时是一八九八年，那时日本近代文学已经形成。坪内逍遥作为划时代的小说改良家地位早已奠定，虽然他没有提到坪内逍遥的文章，也没有说到坪内逍遥的名字。但是，他既然要搞小说界革命，就不可能不留意日本小说改良的先驱者坪内逍遥的贡献。因此，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很可能受到逍遥“小说是艺术”的主张的启发。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二者的理论对比得出结论。
何氏在上述论述中，认为梁启超的小说才是文学的最高样式的主张与逍遥的主张存在共通点，并由此推论梁启超极有可能受到了《小说神髓》的影响。另外，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谈及梁启超将小说分为“写实派”“理想派”进行论述，在此我并未引用原文，何氏根据梁启超并未采用欧洲文学史家所用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词语，而是采用了“写实派”“理想派”等词语这一点，指出这些词来自没理想论争，主张这就是起因于日本文学界的影响的证据。
另外，何氏还指出，梁启超“认为理想派小说是‘寻常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受之空气者也’，写实派小说能‘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人们‘行之不知，习之不察’之事，使人‘拍案叫绝，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无疑说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些主要特性”。尽管事实如此，但这仅停留在一般论的水平。
稍晚于何德功氏，斋藤希史氏也在探讨《小说神髄》对梁启超产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时，论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下面的观点。其论文并没有特别的注记，所以应该没有受到何氏的影响。
让读者伸展开想象的翅膀，置身于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境遇中。代替读者表达他在现在的境遇中无法表达的事情。梁启超将这两条作为“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认为只有小说才能实现。因此，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毋庸置疑，这超越了单纯的通俗小说论。已经不是在与四部之书之间的关系中进行讨论，而是进入了从“文章”的本质来看的讨论中。基于此，将小说种类大致分为“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的观点，正与坪内逍遥所说的“Romance”“Novel”相对应，可以想象这是他通过什么途径借用了日本的文学理论。
文中的“四部之书”，是指由论说教训的“经”，陈述事实的“史”，阐述思想的“子”，文艺作品集的“集”构成的文学分类理论，这里意在说明梁启超提出的小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的论断。
斋藤氏的论调并没有积极肯定《小说神髓》的影响，而是认为，梁启超通过独自思索小说的存在，提出了与《小说神髓》相同的观点，使用了《小说神髓》中的小说的分类。
受到两位学者的论述的影响的寇振锋氏，其论调略有改变。
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上卷《小说的种类》中，将“假作物语”分为“奇异谭（Romance）”“寻常谭（小说）”。这种分法与后面要论述的尾崎行雄的“Novel”与“Romance”的分法相同。
另外，在《小说神髓》下卷的《主人公的设置》中，他继续说道：
创作主人公的方式有两种流派。一谓现实派，一谓理想派。所谓现实派就是指将现实存在的人设定为主人公。将现实存在的人设定为主人公是指，以充溢于现在社会中的人的性质为根本，创作架空的人物。……所谓理想派则与之不同，是以人类社会中应该存在的人的性质为基础创作架空的人物。
坪内逍遥从设定主人公的角度分为现实派和理想派。这最终是指小说的分类。我认为，梁启超的现实派小说与理想派小说的分类方法，很有可能受到了坪内逍遥的影响。
另外，也可以推测其受到了尾崎行雄的影响。尾崎行雄于1886年为《雪中梅》作的《雪中梅序》中，指出：
同为小说，进一步区分的话可分为Novel Romance两大类。Novel谓何者。以人情为根本，构造新奇可喜的言行，加以润饰，而不流于荒诞不经者，则是也。Romance谓何者。忽为惊天动地之奇谈，忽为拔山倒海之言行，巧妙连缀，敢不忌流于荒诞不经者，则是也。如此书属Novel之类者，构思峻拔，措辞奇警，虽固非寻常小说之所企及，一言一行悉占根底于世间实在之实态，绝无涉空漠荒唐者。盖政治小说中最适切时事者乎。
尾崎行雄将小说分为理想派与现实派，同时将《雪中梅》归为写实派小说。
寇氏认为，梁启超的“写实派”“理想派”的两分法受到了《小说神髓》的影响。
但是，他指出的《小说神髓》中“现实派”“理想派”的区别，说到底也只是关于主人公造型的区别。“现实派”中存在人物原型，“理想派”是作者根据想象创作的人物，所以尽管用词是相同的，但是在内容上并不与梁启超的“写实派”“理想派”的区别成对应关系。
尾崎行雄的分类当然也是根据《小说神髓》做出的论述，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小说神髓》的影响。尾崎行雄说《雪中梅》是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事情的近代小说“Novel”，但他并未用“写实派”“理想派”这样的用语。而且，尾崎的分类是在小说设定方面的分类，仅是说明Romance容忍荒诞无稽的设定，而Novel是基于现实的设定，并未论及“写实派”“理想派”的小说的魅力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对何氏所提出的“（梁启超）小说为文章之最高样式的主张受到了《小说神髓》的影响”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另外，也同意其“理想派”与“现实派”的区别与没理想论争有关联这一认识。但是在没理想论争中“自然派”的说法比“写实派”使用得多。
梁启超文中没有出现浪漫主义这样的西方文学史上的用语，所以这种区别并不是由西洋文学史的区别导致的，而是像何氏指出的，确实是受到了明治三十年左右的日本文坛的影响。
另外，如斋藤氏所说，梁启超的小说“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的分类，正与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提出的“Romance”与“Novel”的分类方式相对应，事实虽然如此，但在《小说神髓》中分类并没有用“写实派”与“理想派”这样的词语。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梁启超并没有受到《小说神髓》的直接影响，而是如斋藤氏所说，是通过某种途径借用了日本的文学评论。
再者，如寇氏所言，就算梁启超受到了《小说神髓》的直接影响，其与寇氏论证部分的对应关系也比较薄弱。虽然能确认其经由尾崎行雄受到了影响，但梁启超涉及“写实派”与“理想派”的小说的魅力的差异的理论也与之有所不同。
本论欲在先行研究的引导下，重新考察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关系。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问题点是下面的部分。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牌。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是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鞫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限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原文如此）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入。而诸文之中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梁启超在文章中说，要革新社会，必须先要革新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支配人道。然后对于“为何世人不喜欢读书，唯独喜读小说”这一疑问，摆出了以前的两种观点，并提出了质疑。第一种观点是“浅显易懂说”。对于此观点，梁启超提出反论，说浅显易懂的并非仅有小说。第二种观点是“赏心说”。对于此观点，梁启超提出，因为小说是想象的世界，所以读小说会有悲伤和哭泣的时候，不仅不会开心，反而会难过。进而，他提出小说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人们嗜读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类无法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处的狭隘的现实世界，期待着去经历别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向往着身外之身，世界之外的世界。所以，人类无论贤愚，都可以通过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得到新的体验。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感所喜所怒所悲，即使想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也有难以言喻的时候。但小说有时候就能准确恰当地表达出来。小说为文章之最高样式，前者为“理想派小说”，后者为“写实派小说”。
如前所述，何氏认为，这部分文章中小说为文章之最优形式的观点与《小说神髓》的主张一致，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等用语与没理想论争有关联，他以此为依据论证了《小说神髓》的间接影响。斋藤氏以“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的分类与“Romance”与“Novel”的分类方式相对应为依据论述了《小说神髓》的间接影响。寇氏指出了“现实派”“理想派”等与《小说神髓》中用语的类似，提出了梁启超通过尾崎行雄受到《小说神髓》的影响的观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发现呢？
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Romance与Novel的差异的论述如下所示：
Romance是将构思放在荒唐无稽的事物上，以奇想成篇，根本不顾是否与一般的社会事理相矛盾。至于小说，即novel则不然，它是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进行构思的。
这一部分与尾崎行雄的分类法非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明显尾崎行雄的言论来自这一部分，但这仅仅是在小说的设定上面的分类，与梁启超涉及“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的魅力的差异的理论并没有对应关系。
我发现，梁启超的论述与上面所引用段落之前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引用的菊池大麓的《修辞及华文》的以下内容相对应。
如描绘有关建功立业，鼓舞意志的故事，又如描绘于千钧一发之际脱出虎口，或遭逢重大水火变故，令人为之捏一把汗的情景，或描绘使人为之惋惜痛恨，招人断肠之思的情节，或描绘初则历尽艰辛，终于享受康乐的，男女悲叹离合的情话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读者感到惊心动魄，产生离开现实，进入梦境一般的感觉。此类写作技巧的确可以说达到变幻百出之妙的最好手段。而族于此类诗文的各种形式，以及从中古的小说发展到近来的人情故事的情况等，虽然都需要加以精细的阐释，但这些都是应起在文学史中加以深入讨论的重大问题，这里无暇细述。而现今此类著作—作为现代风格，为时尚所推崇的作品，其特点都在于它使事物本质和人物的生动形象更加切合人生的实际，使读者在胸中对世上万物之消长，人的日常生活的情伪得到深刻的认识，使之不再产生有悖于事实的想法。因此，此类作品中所表现的男女行动、事件，由于其细节风采写得栩栩如生，从而使读者产生亲临目睹这些人情世态之感。同时，如果一旦这些细节描绘与读者经历过的同类事实相符合时，读者就会为此立即感到快慰，产生将其作为自己鉴戒的想法。只要作品能成为人世的极大乐趣，同时又不悖于真理，那么不管它属于哪类文字，都会获得最高的地位。
前半部分说打动读者的内心，使其脱离现实世界进入梦幻世界的小说，就是“Romance”。后半部分说原原本本地摹写现实世界与日常生活，使读者产生与真实的人生接轨的感觉，当这种感觉与读者过往的经历一致时，读者就会产生畅快的感觉，这样的小说就是“Novel”。这一部分内容与梁启超的观点可谓殊途同归。在对Novel的说明中，梁启超对人的情感使用了“摹写其情状”这一表达方式。梁启超使用了“模”的异体字“摹”，“模”与“摹”为同字。“摸写”就是临摹描写的意思，在《小说神髓》中是重要的概念。另外，虽然文章脉络有所不同，但梁启超的文章与《小说神髓》一样，都将小说比喻为“器”（道具）。正如先行研究指出的，考虑到两者对于小说是文学的最高样式这一共通的主张，我们不难想象《小说神髓》早就存在于梁启超的观念里了。
可见，梁启超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以及对不同小说的魅力的差异的论述，这些都如何氏所提出的，不能单纯地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异这种一般论来说明，而是可以依据《小说神髓》的这一部分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