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元经济转型经典理论，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主要约束条件是资本短缺，这个阶段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首要任务，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这种倾向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会增强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力量，导致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者只能通过获取生存工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在二元经济转型的初期，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形成了倒U形曲线的前半段轨迹。当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形成了日益严重的需求约束，而且由长期收入差距累积的社会矛盾严重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粮食短缺点”的出现，使农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基于上述原因，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通常会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和农业部门的调整。在二元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资源约束和农业弱质性制约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突出地表现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但是在各国实践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具体国际国内环境差别、各种政治博弈力量的强弱、政府执政理念的倾向，以及各国发展战略选择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国在二元经济转型中，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态度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二元经济转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