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研究目的不同，不同的研究会选择不一样的衡量财政风险的指标，但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是被经常使用的指标。研究我国财政风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国没有与国际上可比的衡量财政风险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指标，使人们对财政风险现状作出不正确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远低于欧盟安全警戒线3%。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到9500亿元，财政赤字率也控制在3%以内。这是否说明我国不存在财政风险？发达国家政府收入以财政收入为主，与此相比，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更加多元，财政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仅为60%左右，仅仅分析财政赤字率不足以揭示财政风险的全貌。为此，本书首先构建了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试图找出反映转轨时期真实赤字率水平的衡量指标，以便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本书从赤字融资方式的角度，对政府收支赤字构成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财政赤字率、隐性赤字率和政府收支赤字率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政府收支赤字率等于财政赤字率和隐性债务赤字率之和。要了解中国赤字率的真实指标，关键是要估算隐性赤字率的规模。本书介绍了隐性债务赤字率的估算方法，一是用实际债务-产出比例与假定的债务-产出比例的差距推算出隐性赤字，二是针对隐性债务赤字的主要来源，直接估算隐性债务赤字的规模。本文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在借鉴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隐性债务赤字率进行测算，从而估算出1980年以来我国三种口径赤字率的数据。具体推算过程放在本书第5章“政府债务规模与结构”中，这里只引用推算结果。198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都在3%之内。1984年以来我国隐性债务赤字率在6%～10%之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收支赤字率围绕10%波动。债务是赤字的累积。2008年底，政府总债务规模为20.29万亿元，总债务负担率为67.5%；国债余额为5.3万亿元，国债负担率为17.73%。从政府收支赤字的构成看，我国与很多转轨国家一样，通过隐性债务赤字转移财政支出压力，并同时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为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隐性债务和隐性赤字是我国转轨时期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推导出的三种口径赤字率为后面进一步寻找财政风险原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