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邹老师的书稿《思想的贫困——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以下简称《思想的贫困》）之后，很是震撼。我以为，邹老师在文稿开篇写下的第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就人生经历而言，邹老师似乎不应该有如此之“痛”。在知识者遭受蹂躏的时代，邹老师还是“一帆风顺”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完成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又恰逢壮年，意气风发地写文章、当教授，加之身体康健、老伴贤惠、儿孙上进，想想自封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爷家里的那些烂事，他未必比邹老师有福。可是，走进晚年的邹老师，并没有在世俗的“幸福”里怡然自得，相反，他近乎严酷地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出了深沉的反思和自我否定，同时也对自己的生活时代发起了质疑、追问和反思，其“疑”、其“问”、其“思”，若不从思想史层面观之，恐很难索解其间的真意。近十年来，自己一直在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史领域里阅读、思考，很想做些清理工作，特别是对1949年后的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是一个巨大而迫切的课题，理由巴金老人说得很多也很清楚了，但是，这又是一个无法从容进行的工作。为什么？无非羁绊太多。近百年前，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以继往开来的眼界开一代学术新风，其容纳中西、纵论古今的独立品格，实为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面向，即陈寅恪称之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之魂。如此学人之魂，尽管没有《新青年》翻江倒海的气魄，但历史烟云散尽之后，我们还得像邹老师一样“呼唤魂兮归来”。所以，我把邹老师的书视为这样一个思想语境中的精神个案，或者说，在邹老师冠之以“我”的“思想的贫困”的背后，实际上悬置着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即“我们”的思想何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