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论坛》本辑的“五四研究”栏目刊发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占彪先生谈他与五四研究的一篇文章，作为编辑和约稿人，首先要感谢占彪的赐稿。缘何要在《中文论坛》持续开设“五四研究”的专栏，缘何与素昧平生的占彪有了笔缘往来，缘何占彪一步步走进五四研究并有了不俗的成果，借用陈平原先生的一段话，似乎就说清了一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慕追慕不已。”2392893占彪给本刊撰写的文章名为《借之“提劲”——漫谈我的“五四研究”》，“提劲”一词恰好道出五四让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歆慕追慕不已”的精气神。

我没有陈平原先生那么高的学识，但我懂他心中的五四情怀。五四的身影，在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前行历程中，并未渐行渐远，相反，五四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如同陈年佳酿，越来越醇厚，向有迷人的魅力。逢十年便来一次的隆重纪念，由学术会议、学术专著、学术文章累积而成的五四研究史已然成为五四研究的一大重镇。鉴于五四百年纪念日益临近，《中文论坛》常设的“五四研究”栏目拟从五四研究史的角度组织文章，让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展现自己与五四研究交汇的精神轨迹，由此观照五四研究史中某些个性化的细节，丰富我们对五四研究史的认识。基于这样一个设想，我便致函陈占彪，请他为我们撰文。虽至今未曾与占彪谋面，但在关注五四研究的过程中，知其大名已有好几年了，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好处。对占彪言说五四的几篇文章发生兴趣后，便在网上查了一些他的信息，留下较深的印象：年轻有为，不仅在五四研究方面不断推出成果，而且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高度关注，常常发出有使命感的批判声音。

在致占彪的约稿函里，我谈了一些研习五四研究史的感想：“这两年仔细检索五四研究文献时，我忽然发现近十年内如阁下一般的新锐阐释者，已悄然形成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已有别于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汪晖等60—70岁的著名学者，也有别于海外汉学家的五四言说，该如何判断这种‘新’的言说，鄙人虽在知网上浏览了阁下诸多大作，但一时还无法从理论上说清一二，只是觉得阁下言说五四的重要性已是不容忽视的，我将尝试撰文从五四阐释史的角度分析这一新的走向，有鉴于此，很想请先生为《中文论坛》第5辑撰稿一篇，谈谈您研究五四的缘起、经历及体会，既为我们五四研究栏目开拓一个新的视角，亦是给鄙人理解、学习新锐学者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说占彪对五四的研究值得关注并非我的发明，早在2010年11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重点图书”，《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一问世便备受思想文化界关注，《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国内有影响的报刊陆续作过深度报道和评论。

2011年8月1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书展上，商务印书馆邀请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教授、复旦大学段怀清教授及作者本人，就“五四知识分子的当代意义”进行了学者对话活动。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将此书列为中国出版集团“向海外推荐的五十部优秀著作之一”，在北美、日本、中国台湾进行“精品图书联展”，巡回展出推介。

2012年，《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被评为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一书的诸多评论中，我挑选了两段话。“此书厚达七百余页，五十余万字，既有鲜活的个案剖析，又有抽象的理论提升，既有主观的热情，又有客观的冷静，所涉学科甚多，领域颇广，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结构严谨，资料扎实，立论客观，行文畅快，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学术收获。”2392894这段话是商务印书馆文津文化总编辑丁波说的，作为一位职业编辑，对一本书做出这样全面的肯定，实属不易。其实，早在出版界给予好评之前，占彪著作的前身，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中心》，就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就说：“虽然尚未见到正式出版的书，但是从打印稿已经可以看出潜力的是《社会科学报》编辑陈占彪博士著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中心》。该书涉猎甚广，很有理论性，扎实、丰厚、深刻。作者对中西方理论著作都有所研读，从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学科领域归纳、梳理了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对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时代课题做了科学的辨析。更可贵的是，他深入到‘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去，重点探求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的知识分子观。通过出与入、人与政、学与政、文与政四个方面的分析、比较，和条分缕析、追根溯源、反复推敲、仔细估衡的理论剖析，富有层次感地凸现出了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位中国现代文化巨人的知识分子观和他们各自的特点。使得‘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得以‘出土’，为知识分子理论建设新添了一种资源。因而，作者达到了在绪论中所预期的目的：通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的梳理，一方面给当代知识分子以示范和激励，另一方面给当代知识分子以警示和反思。特别是那种独立精神之自我放弃、党派利益的高度维护的主张与实践，更是给后世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教训。占彪博士没有过多的主观论断，而多的是客观的展示与理论的梳理，然而读者却从中汲取了更为深刻的教益。”2392895一位职业编辑，一位资深学者，两人不同视域中的相同评价，分明道出了占彪五四研究的不菲分量。

对《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一书给予好评的文章，多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予以评说，但仅囿于这样的视角，似乎还难以更深层次地彰显出占彪五四研究的特点与意义，丁波认为：“这本书应当放置在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来考量它的价值。”2392896我赞成思想史的解读视角，但不仅仅是中国思想史，而应该延伸为世界思想史。如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玉书先生说：“《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三个典型人物胡适、鲁迅、郭沫若为中心，条分缕析地分析了五四知识分子丰富多样的淑世意识。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这一历史转折时段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在‘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之间权衡较量、徘徊踌躇。然而，在这往来于书斋与社会之中，他们既有伟大和优长之处，又有渺小和缺陷之处，既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知识分子留得了教训。读过之后，真是感慨万千。”张玉书先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近半个世纪，是目前国内德语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元老级人物，大概歌德身上的伟大与渺小，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重演，使他的“感慨”无比沧桑，其思其呼，都可见出他对占彪一书主题的高度认同：“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时代的先驱，应该是盗取天火赠与世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应当是在众人皆醉之时我独醒，众人皆浊之时我独清，而不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无论在怎样严厉的政治环境之下，他都能保持独立不旁的风骨和飙发凌厉的批判姿态。”2392897张玉书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开始学术之旅时，德国启蒙主义的狂飙运动已过去了20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了近40年的历程，当张玉书先生为占彪的书而感慨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60年，人类的文化列车在时间隧道里迂回行进，废墟与辉煌交替出现，又反复绞杀，启蒙运动彰显的知识、理性与历史进程的巨大悖论，都迫使我们像张玉书先生一样去思考知识分子的使命。占彪著作的前身，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观研究——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中心》，出版时易名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就鲜明地突出了其研究内容所必然包含的历史深度。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现实的苦难，知识分子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回应时代的问题，是占彪著作的核心话题，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球知识分子都必须直面的问题。2013年，占彪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便是从全球知识分子的视角回应他在五四研究中提出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之间的关系。在此书后记《学术与现实》里，占彪借用马克思“问题是时代的口号”一语，透视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立场、学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纳粹德国的独裁政治、二战爆发、种族灭绝政策、集中营、斯大林主义、流放、大清洗等这些人类曾经历过的黑暗和残暴，没有文化大家对这种现状分析和反思，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诸如此类的理论、学说、小说将有多大可能得以产生呢？”“面对极权政治和社会，哈耶克将这一时代问题归结为‘个人自由与整体社会秩序间关系以及秩序与规则间关系’这一‘终身问题’，他关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的论述可以看成是对所体认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同样，面对类似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阿伦特则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黑暗是如何降临的’？她的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即探讨极权主义的起源。而对于小说家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任务就是用他的小说创作‘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不同类型的‘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所身处的时代提问，并以不同的思想成果来回应、解答这一提问，从而形成了他们的学术的、思想的、艺术的伟大成就。”2392898

以一种批判性的伦理立场关注现实，直面现实，发出改造现实的呼声。这是否就是占彪的结论呢？我不敢断言，读者可从占彪的文章里寻求答案。

占彪的五四研究之所以能在比他年长40多岁的张玉书先生那引起一种共鸣，倘若占彪的研究没有世界思想史的维度，对于学贯中西且有着丰厚历史体验的张玉书先生而言，这种共鸣恐怕难以如此强烈。所以我以为这种世界思想史的维度是占彪五四研究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也是他不同于前人研究的一个地方：开放性的思维与言说。

老一代学人对此深有感触：“所以新世纪鲁迅学的新秀，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上一代的鲁迅研究学者来说，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我们那么多的思想包袱和思维禁锢。你们可以轻装前进，不必环顾左右而踌躇，时时要看权势者的眼色做文章。”2392899开放性的全球视野和开放性的言说方式必然引发重新审辨研究材料的兴趣。就五四研究而言，2005年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以一场运动（五四运动）、一份杂志（《新青年》）、一位校长（蔡元培）、一册文章（章太炎的白话文集）以及一本诗集（胡适《尝试集》）等作为切入焦点，主张“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陈平原先生的主张意味着学术方法从陈旧思想禁锢中的突围，也意味着诚实的学者须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在历史的沉疴与故纸堆里探寻历史的真相。占彪以坚韧的毅力和求真的精神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对五四运动中诸多场景、人物、事件的考证，还有大量阅读原始史料，践行论从史出的治学路径，既收获了学术创新的快乐，又为五四研究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图书（如《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占彪的五四研究还有一个个性鲜明的特征，即这部书看似是本严肃的学术专著，却有着一副不严肃的面孔，书中随处可见调侃语、口语、俏皮话、时尚话，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信手拈来，任意行文，而读者阅读时就会感到生动有趣，轻松好玩。2392900我并不以为“生动有趣，轻松好玩”仅仅是一种书写风格，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学者对文化的全部理解。占彪在《借之“提劲”——漫谈我的“五四研究”》一文里，对这个特点有着生动的叙述，不用我多言了。引用一位学者的话可作佐证：“我一直有个看法，最好的学者一定是最好的文人。现在的学者写作风格太单一，只会写八股式的学术论文，让他写个稍微轻松点的东西，就不会了，而且还酸酸地说不屑于写。实际上，你看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者都是出色的文人，像胡适、鲁迅、陈寅恪、钱锺书，包括社会学家费孝通，都能写出非常漂亮的文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文字多漂亮啊。所以不要把‘文人’和‘学者’对立起来，好像大学者写随笔就是罪过，文笔好是罪过，写的论文越枯燥越学术规范才是最好的东西，我特别反感这种心态。写随笔也是我自己对写作心态的调整，从文字里你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自我，有时候，自己要和自己搞决裂。我有本论文集叫《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意思是要向梁任公学习，任公做永远之中国少年，咱们也可以学学他老人家，这样学术界才能真正有点多样的色彩，而不是单一的八股文章的天下。”23929011949年后的学术有着种种严肃甚至肃杀的面孔，返回历史现场的旨趣让新一代学人脱去了繁多的外在束缚和内在压抑，鲜活的历史和生动的现实形成了趣味盎然的对接，“生动有趣，轻松好玩”的语言风格应运而生当属必然。

2013年，钱理群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出版后，在一次座谈会上，陈平原认为此书是“一代学者的谢幕之作”，他认为：“学术史上，早就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以这三卷大书的主编（第一卷钱理群，第二卷吴福辉，第三卷陈子善）为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舞台的学者们，至今仍在中国学界‘引领风骚’，这绝对是个‘奇迹’。或者说，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下一代学者没有真正准备好，以至，上一代人还有充分的理由‘赖’在台上，继续表演并收获掌声。改革开放初期，三代学者挤在同一个舞台上，那是特殊年代才有的风景。一般而言，下一代学者的学术理念及研究范式一旦成熟，且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作问世，上一代学者自然而然地就会‘淡出’。这么说有点严酷，但事实上，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及机遇，只有‘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文化或学术才能生生不息，向前推进。”2392902长期浸淫学术史研究的陈平原，睿智而含蓄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老一代学人即将谢幕退场，新一代学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是一个很难一概而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江山代有才人出，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规律，但20世纪以来，随着大学人文社会系科的建立和发展，学者拥有越来越好的学术阵地、生活保障，并通过发达的传播媒介发挥影响力，这使得20世纪的学者能够在健在时就看到成就被社会认可。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证明社会学家知名度百年来有着明显加快的趋向：“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而他的词频快速增长在其辞世20年后的20世纪初才出现。韦伯1922年去世，他的声名鹊起，恰恰从其去世后才开始。其他三位出生在19世纪的大师涂尔干、齐美尔和马尔库塞，前两位未能在身前看到自己声名鹊起，马尔库塞也仅仅在去世前10年名声大噪。生于20世纪的晚辈社会学家们则幸运得多。例如，帕森斯在40年代就开始快速成名，其时不过40多岁，而吉登斯也在不惑之年开始成名。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相对属于大器晚成者，但其词频比例在他们50岁之后也即80-90年开始快速增加。而且，他们至今仍然健在。”2392903今日中国学界各个领域里，40—50岁的一代人其实引领风骚已久了，但“学术理念及研究范式”是否“成熟”？是否像当年的胡适们，开启一个崭新的学术新天地？我想，这是学术史留给占彪的课题，我，只有真诚地期待。

（原载《中文论坛》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