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雾都》(载《当代作家》1987年第5期)以平实的语言叙述了一群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粗略一看,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描绘,场景的选择、人物对话的风格,无不带有浓郁的“川味”,宛如一幅引人入胜的风俗图画。但掩卷而思,又觉得作者笔下的诸多人物并非纯粹的蜀地风土人情的载体,他们在相互的交往分合中,在各自酸甜苦辣的人生咀嚼中,似乎又透示出一种比“川味”更耐人寻味的东西。我们以为,这种耐人寻味的东西,即作者赖以把基本上无情节关联的众多人物纳入一个统一结构的基础,又是作者竭力表现的作品的深层意蕴。
《雾都》在结构上并无一条情节主线,众多的人物活动各有自己旋转的轴心。比如茶馆老板苟干人、做竹器的郭弯背、抬杠的夏胡子、开店的香妹、“烂账”隆才贵、剃头匠何兴、近乎妓女的杨幺妹等人,都各具独立存在的意义,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不过两百公尺”的“依仁巷”内,相互熟悉、相互交往,但仍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命运。作者着墨甚多的任秀芝一家人,每个家庭成员的活动轨迹也同样没有在一个情节线索上伸延,即使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任秀芝与高树云的故事,对于任家其他人物故事的完成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相反,任家子女对自己母亲和高树云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或愤怒或同情或支持,都不过表明他们各自具有超出此事之外的独立性。一般地说,这种情节结构异常松散的作品,作者不易驾驭,读者也难以卒读。使人感兴趣的是,《雾都》的作者似乎成功地探寻到一个连接各个故事不同、命运相异的人物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生活的表象,也不是作者预先巧设的情节的完满发展,而是深藏在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象之后的内在结构,即积淀在人们文化心理中的深层的情爱结构。正是依据这种深层的情爱结构,小说中众多人物各具独立性的行为获得了一种整体上的审美指向,也正是依据这种深层的情爱结构,读者才能在阅读中从相对独立的人物故事中获得一种整体上的审美感受。
按照这条内在的线索,我们发现了作品中不同人物相同或相反的活动模式。
先看相同的活动模式。
任秀芝和高树云。他们在封建习俗偏见的无形束缚中,默默地相爱,年复一年地苦恼、忍受。但是,他们终于跨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有情人终成眷属”。
庄燕燕与何兴。庄燕燕曾经一直生活在动乱年代给她的侮辱的阴影之中,加之婚姻观上的陈旧樊篱,她几乎心灰意冷,冷漠人生。但在最后,她变得“对一切都满意,从未想到生活会有这样吸引她的一天”,甚至坠入爱的“深沉”“温馨”“甜蜜”之中。
庄骥和苏娟。庄骥在苏娟“坦率、真诚、执着”的爱情鼓励下,“决定亲手推翻自己砌在俩人间年龄隔阂的墙,要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去追求,去爱,去获得爱”。
在上述相同的活动模式中,人物情爱生活的具体方式平淡至极,既不曲折,也不浪漫,但作者极力渲染的不是单纯的男欢女爱,而是与人物人格融为一体的情爱。所以,当我们看到高树云并不能与任秀芝过夫妻生活时,反而获得一种审美的满足,因为他们的结合不仅超过了世俗的偏见,也超越了纯生理的性意识,以至达到一种人格的完满实现和爱的审美升华。同样,庄燕燕在投向何兴怀抱的同时也就跨出了笼罩她多年的阴影;而庄骥,在和苏娟的热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和“假妹崽”似的过去挥手道别了。一句话,这是人的本体意义上的情爱的审美升华,如同任秀芝在三圣殿遗址所深刻体验的:
她定定地望着一跳一闪的火焰,突然觉得胸间象打开了一扇宽大的窗子,明亮的阳光和清新的风一下都涌进来,霎时,在她眼前展开的已不再是尘世间那些灰濛濛、看不透的茫茫事体,而是一片耀眼的光明。里面有各种各样绚丽的色彩在变幻,拖着一个金碧辉煌的物体。渐渐,这物体又化为一团暗红,暗红发出灼灼的光芒,形成一个逐渐在扩大的光环。在光环里,她看见了自己走过的岁月,那些流逝了的欢乐、愁苦、辛酸、甜蜜……
显然,这是一种审美的顿悟。在这里,为“艰难”“凄惨”岁月,为如何与高树云相处而祈求神明的任秀芝,从内心重新升腾出一股与现实抗争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她重新获得“一个女人的权利”,一个独立的人格支撑点。
再看与前述相反的人物的活动模式。
庄平安与董兰。庄平安是小说中具有最高社会地位的人物,但道貌岸然,不仅干涉、插手自己母亲、弟妹的婚事,而且百般虐待自己的妻子,视女人为“生娃儿的机器”;董兰因自己不能生儿育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杨幺妹与许多男人。杨幺妹以肉体换取自己的欲望——金钱、享乐。“在感情上,她遭男人玩弄,同样,她也觉得在玩弄男人。”
香妹与丘二。香妹自己受过婚姻的磨难,便以一种报复的性变态心理与自己的帮工丘二不清不白,而且“我行我素”。
小丘与傅牝子。想从贫困的混沌中挣脱出来的小丘不得不远离安于混沌的贫困的傅牝子。
牛三娃与小丘。兴友火锅馆的老板牛三娃尽管玩过不少女人,但在欺侮小丘未逞后,似乎对自己昏乱、浑噩的情爱生活悟出了什么。而小丘,要牛三娃“必须象对待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对待她”。
这种情爱的活动模式正好与小说内在结构的审美意向相反。男女双方或貌合神离,或相互利用,或各奔东西。在这里,人的情爱生活完全还原为赤裸裸的性冲动、性需求,与人物的人格、人的内在情感毫无关联,或者互相矛盾。所以,这些人物常给我们以双重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的情爱生活既引起我们的厌恶,又唤起我们对他们的可怜和同情,因为他们内在的情爱结构被外在的情爱方式破坏殆尽,使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情爱生活充满着残暴、污浊、邪恶的味道。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雾都》中两种互为相反的情爱活动模式,围绕着人的内在情爱结构,或彰显、升华,或沉沦、毁灭,把纷繁各异的人物融为一个审美的整体,使作品获得一种内在的完整结构。
在这两种相反的情爱生活模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所谓人的内在情爱结构与现实生活中人的情爱活动构成一对永恒的矛盾。前者作为深层的文化积淀,具有人格完善的本体意义,因而内含着强烈的个体审美情感;而后者,作为表层的文化形态,常常带有浓厚的社会伦理习俗的意味。如果说在内在的情爱结构中,男女之间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习惯上的种种差异和矛盾经由互等的钟爱、期望和行为转化为一种审美文化意义上的一致与和谐,那么,在现实的情爱生活方式中,男女之间的种种差异和矛盾常常或是还原为动物式的性冲突,或是以基于男女不平等观念上的伦理习俗来强制性地消除差异和矛盾。但不管怎样,现实的情爱方式与内在的情爱结构之间总是横亘着一段难以逾越的现实距离。所以,聪明的作者绝不正面渲染任秀芝、庄燕燕与何兴社会地位、生活情趣上的矛盾,庄骥与苏娟性格上的矛盾,在现实中是不可克服和解决的。但是,他们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矛盾,既没有绕道而行、苟且偷生,也没有自暴自弃、放纵人生。他们内在的情爱结构的复苏与凸现、爱的升华与人格的完满高度协调,构成了整部作品审美上的爱之主旋律。
另一方面,庄平安、董兰、小丘、牛三娃、傅牝子、杨幺妹、香妹等人的情爱方式完全受制于社会环境、习俗、伦理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始终没有表现出独立的人格意识,他们的情欲还没升华为爱欲,还只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这正是我们对他们情爱生活感到可悲可叹、可鄙可怜的审美内涵。
于此可以说,《雾都》中众多男女的不同故事实质上就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以不同的活动方式、不同的结局来铸造共同的审美主题的故事。正由于作者始终以此为视点去透视笔下的众多人物,所以,他必然地避开了以某种道德眼光去评判人物情爱生活的窠臼。正因于此,作者并不赞美任秀芝和高树云来往二十余年而方寸不乱的操守,也无意歌颂庄燕燕屈尊下就的美德,甚至对于牛三娃、杨幺妹、香妹、庄平安等人的情爱行为,作者也没有从道德伦理上咒骂其“恶”。相反,在作者审美的观照下,任秀芝、高树云相爱的漫漫沉默,庄燕燕对何兴个体户身份的认可,并无崇高的意味;牛三娃的邪恶、杨幺妹的胡为、香妹的变态、庄平安的冷酷也无滑稽的意味,前者和后者对于内在的情爱结构都是一种等量的否定,只不过前者以压抑的方式,而后者,却是以毁灭的方式。故在结局上,压抑者在以审美的力量排除了压抑后,内在的情爱结构就重新凸显出来,使任秀芝、高树云、庄燕燕、庄骥等人终于获得真正的人的情爱生活。而毁灭了内在情爱结构的牛三娃、杨幺妹、香妹、庄平安等人,已经很难重新塑造自己内在的情爱结构。
如此,作者的审美洞察力成功地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情爱故事纳入了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小说结构,从而使阅读故事的读者既能观照小说中人物情爱生活,又能激活自己内在的情爱结构和审美尺度。应该说,这种审美的尺度比道德的尺度更高,也更深刻。因为道德的尺度迫使读者离开作品的审美意蕴,离开自身的内在情感,它在阅读的终点只能形成有形的具体判断,使审美的自由阅读失去开启个体内在情感并使之升华、超越的功能。由此,文学就会沦为道德说教。也许一部小说是优秀还是平庸的根本分界线就在于此。《雾都》最大的成功就是作者用两种相反的情爱方式的合力激荡着读者内在的情爱结构,并使之升华为爱的审美境界。在这点上,大量仅仅停留在性行为写照上的作品,尽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狂躁浮动的情欲,但终无夺人魂魄、感人肺腑的审美冲击力。
值得注意的是,《雾都》结构上的特点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小说技巧,它只不过是小说意蕴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说,它以一种审美意象为基点,把纷繁的现实熔铸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对象。作品中有一段景物描写可谓把这种审美意象,或曰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淡红的光晕中有两条从山的夹缝中飘逸出的闪光的带子,一条是长江,另一条便是嘉陵江了。两条江从天外急切切奔来,像两个情意缠绵的恋人,相互思念着、呼唤着、欢跃着,拥抱、亲吻在重庆朝天门,坦率、热情、真诚地向人们宣告它们永恒的结合。它们爱得深沉,爱得热烈。是在炎热的夏季么,它们更不掩饰那种狂暴、粗野的爱,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下的白昼,或是繁星笼罩下的夜晚,它们互相揉搓、碰撞,然后又紧紧绞结在一起;直至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才发出甜蜜、幸福的呻吟,不息地向生命的源头奔去……
这真是一个诱人的意象,一种令人神往的审美境界。小说中众多人物的情爱生活不正是在整体上凝定为这个壮观而使人的生命充满活力的意象吗?这种深沉的爱的体验与升华,不正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吗?
严格地说,上述概括分析只能算是我们对《雾都》的一种读法。按照我们的读法,作品中的几个人物,如苟干人、郭弯背、隆才贵、夏胡子等,很难融进我们所分析的小说结构。这或许是我们的读法不无片面之处,或者是作者还没能把风俗画面和审美意蕴高度融为一体,或许是别的什么,权且留下,以俟公认吧。
(原载《当代作家》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