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周翼南的长篇小说《愚人船》（原载《中国故事》1992年第4期），老是在想，作家为什么给作品安了这么个名字？整个故事好像与“愚人船”三个字没有任何联系。但仔细品味一下小说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段对话，就可发现作家是想利用这两段对话限定读者的阅读视野，仿佛给一幅画装上一个相框，迫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把画的场景与实在生活场景区分开来，于此，我们才能超出实在的生活感受，打破经验的局限，体味到画家寄托在笔墨中的旨题。

我们先看看小说开始时的对话，用电影术语来说，叫“画外音”。

大力俯望着苍茫尘海。

一个声音（催促地）：“走吧”。

大力没有回答。

一个声音（不耐烦地）：“走吧，有什么可看的？”

大力仍然没有回答。

一个声音（不解地）：“你在看什么？”

大力：“下面有一条船。”

一个声音（冷笑了一下）：“哦，那是愚人船。”

大力：“愚人船？”

一个声音（怜悯地）：“你原来就在船上。走吧。”

大力，一个年轻的画家，小说的主人公。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除了几个欣赏他绘画才能的朋友，几乎谁也瞧不上他，或者说压根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他的生活方式：成天躲在一间破房里不停地画，既不结婚，可漂亮的女孩又走马灯似的往那破房里钻。朋友们理解他：“大力是个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不是好色之徒，也不是拜伦笔下的唐璜或莱蒙托夫塑造的皮却林。大力既然能画出那么美的女人体来，如果没有扎实地、经常地画裸体模特儿，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或许大力是关着门写生。如果那些走进小屋的女性爱上了大力，心甘情愿地为大力展示上帝创造的完美的躯体；这也无可非议。至少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的确，大力是为了绘画，为了表现人体美才钟情于一个个漂亮的女性，他几乎只画女性人体，即使是山水画，也是女性人体的象征。按大力对女性的独特观点和频繁接触而言，就他的刻苦执着与一幅幅杰作来看，朋友们都称他为中国的马奈、雷诺阿、塞尚、高更、梵高、莫迪里阿尼，可这样一个旷世奇人，突然死了。“上帝对他如此不慷慨，没让他成名，没让他结婚，还让他孤零零地离去。”

至此，我们大概可说，大力的一生，可算一个悲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画外音”的提示。作家并无意探寻一个绘画奇才何以被埋没，似乎也无意为大力的悲剧一生空洒凭吊的眼泪，那是古典的煽情，浅薄的哀怨。“画外音”中那个神秘的声音在提醒大力，也在提醒读者：你（你们）来自莽莽尘海中的那条“愚人船”。

这是什么意思？是言人生的虚幻，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既是作家审视大力一生的视点，一种隐蔽而抽象的视点，又构成小说情节意蕴发生逆转的内在契机。从审美上看，一场令人感慨万分的悲剧刹那间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

当邵谦，大力的挚友，怀着悲痛的心情来看大力遗容时，作家的一段描写就正式拉开了喜剧的帷幕：

在雪亮灯光的映照下，大力的脸格外地苍白而头发眉毛胡茬子又格外地黑；他的一双深邃的眼睛并未完全闭上，微眯着，瞅着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有一种惊奇意外的神情，象是看到了一个显得很熟悉的陌生人；但他的脸又扭曲着，显得很难受很不情愿，或者说是很痛苦；而他那薄薄的轮廓鲜明的嘴唇却隐隐含着一丝冷嘲般的微笑，似乎嘲笑着人世和所有来瞻仰他遗容的人们。

悲痛和嘲弄的对立，预示着情节发展中意蕴的逆转。小说随后展开的如何筹办大力的丧事以及如何处置大力的遗作的情节中，追名逐利的机巧、利欲熏心的诡计、逢场作戏的虚伪、不惜任何手段的占有欲，一一粉墨登场，演出现代人生的活喜剧。

在商量办丧事的议论中，大力的朋友卢林侃侃而谈，提出了一整套精心设计的丧事方案，并利用一切关系把大力的丧事办得隆重辉煌，和大力生前的落拓实在是鲜明的对照。是人们忽然理解、认识了大力，承认了他的绘画天才？不是！是卢林巧妙利用人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一大堆压根不认可大力的头头脑脑聚合到一起，上演出一场虚假的“高规格”的追悼会。卢林为何这样干？他固然是大力的朋友，也为大力的猝死而悲痛，但骨子里，他却企盼通过大力的追悼会，抬高“八人画会”的身价，自己也可得到一分好处。

至于大力的妹夫常金福、大力的小学同学汪利光，他们大概从未正眼瞧过大力，更不用说理解大力，他们之所以卷进大力后事的纠葛，纯粹是在幻想大力遗作可能有一天会价值连城，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特别值得分析的是林晶这个人物。她是大力接触众多女性后而终于认可了的未婚妻，也就是说，林晶不仅具有大力孜孜以求的女性人体的脸蛋、身材，是大力最满意的模特儿，而且具有一种自由浪漫的天性。依常情看，林晶算是放荡不羁的大力唯一的知音，而且，林晶并非因为感恩而爱上大力的，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大力这样“风流潇洒阴沉粗犷幽默风趣深沉多情”的男人，她似乎应该为大力的死悲痛得死去活来。邵谦这么想，读者恐怕也会这么想。可是，林晶的冷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不想再看一眼大力的遗容，也没有抽泣和眼泪，甚至于盘踞在林晶心中的问题仅仅是如何让大力的朋友赶快帮自己调动工作，即使她要以大力未婚妻的身份参加追悼会，也不过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全部占有大力的遗作。作家如此描写林晶是为了从道德上谴责她吗？不是。林晶确实爱大力，用邵谦的话来说：“这种相爱的关系，对于林晶尤为难得，以她的条件，至少可以物色一位月薪在两百元以上的科级或处级干部，她却爱上了一个没有两室一厅和八十年代‘新三件’的画布景的工人，年龄比她大上十岁。如果这种爱情不能称之为高尚纯洁，那么人世间就无甚高尚纯洁的爱情可言了。”问题在于，林晶这种现代女性，早已抛弃了贤妻良母的准则，自我价值能否实现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她爱上大力，甚至把一切给了大力，是因为只有大力才真正看出了她的价值“远不是那些金链、高档服装、系列化妆品所能企及的”。只有大力才能把她生命的美用画笔永恒地留下去。她卑微的出身、低下的地位使她不可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以至充分展现出类似“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甘地夫人还有刘晓庆”一样的女性风采，她选择大力可说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力量驱使着她，她被大力占有了，大力才能充满激情地在画纸上挥洒出她所钟爱的自我形象。这当然不是妓女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卑劣手法，而是一种现代式的精神交换。作为精神交换的双方，如林晶和大力，他们都是强烈的自我主义者，大力在林晶身上找到了寻求多年而不可得的女性人体美，使自己绘画人体美的理想有了现实的基础，而林晶则在大力观赏、摹画自己的过程和结果中得到最大的精神满足。可大力一死，林晶实际上失去了精神的依托。她四处活动，试图迅速调动工作，千方百计把大力的遗作弄到手，显然，她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她对大力的爱，或说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全因大力的死而变成近乎疯狂的占有欲。所以，当林晶最终得不到大力遗作时，她便毁掉了大力的全部遗作，也毁掉了自己——和她“原来不屑一顾的香港的梁先生”草草结婚。

这实在是一种滑稽的收场，大力毕生追寻的美原来只是一个虚幻的光环，实在的人世只有纷纷扰扰、你争我夺的闹剧。

大力仍俯望着苍茫尘海。

一个声音（嘲笑地）：“你听见洗衣机的搅拌声吗？”

大力（不明白）：“什么？洗衣机？”

一个声音（叹了口气）：“你想回到船上去？”

大力：“我想画画。”

一个声音：“你想画你的人间伊甸园，是吗？”

大力：“是的。”

一个声音：“走吧。那里面有面墙等你去画哩。”

大力：“哪儿？”

一个声音：“别问。你问的太多了。走吧。”

他们消失了。

而在下方，愚人船仍在风浪中颠簸。

这是小说结尾的“画外音”。那个神秘的声音再次提醒读者：人生是虚幻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可沟通的。这个结论对吗？身在作家描绘的“愚人船”上的读者们，不可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

我想，这个结论来自作家切实而又朦胧的人生感受。说其切实，是因为现代人生确确实实上演着一幕幕悲喜交加、崇高而又滑稽的悲喜剧。人们都在寻找自我的位置，都要张扬自己的人格，都渴望着心灵的沟通，可是，人们谁也无法逃脱社会关系的天罗地网，大家都是好人，可好人就是一个心眼？就像小说中一个人物开导邵谦一样：“根据我的经验教训，好人在一起常把好事办成坏事，一个坏人有时倒容易办成一件好事。这是为何？人多了，性格各异想法不同，虽然想的是一件事，但未必想到一块去，这样就会彼此牵制约束，闹出乱子来。”说其朦胧，是因为作家自己可能也对那个结论有些犹豫。这种犹豫不仅是理智上的，而且是情感上的。小说开头结尾“画外音”中的神秘声音和小说人物邵谦的思想情感，实为作家犹豫的象征，或者说，作家的犹豫使这部小说出现两个视点：一个（神秘声音）透视着人生命运的滑稽与虚无，一个（邵谦）透视出现代人并不就范这滑稽与虚无人生的痛苦情感。尽管邵谦所做的选择是逃进名山大川，追求禅学的宁静超脱，但这仍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反叛。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视点一直处在矛盾中，没能形成一个既冲突又统一的观照点，于此，小说中围绕一件事出现的众多人物及行为，还不能做出统一的审美评价，结果是小说的阅读兴奋点始终被搁置在情节故事的开承启合中，而不能充分调动读者的强烈共鸣，这也就多少影响了作品的审美震撼力。作家在小说中说：“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给研究天才及其命运的学者提供一份材料，也给想藉此素材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们提供一个故事的背景。如果写小说，前面说的这一切仅仅是开端——开端而已。”我想，如何写出中国现代人生的悲喜剧，确实还是一个开端，也由此企盼作家给我们创作出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的作品来。

（原载《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