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启示录——宜都十年纪实》（文中简称《梦想启示录》）向读者展示了作者故乡宜都十年的巨变轨迹：从乡村走向都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边缘走向中心。作者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访民问官，引经据典，并以极大的热情、灵动的文字讴歌着故乡的变化，形象地记录了宜都人（其实是中国人的缩影）走向现代化的梦想和为了实现梦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大水泥梦、大交通梦、大火电梦，在十年的时光里，艰难、执拗地将梦想变为现实，而且整体上带动了宜都人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面对故乡的巨变，作家是惊喜的。如同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儿，多年后重回故乡，她在惊奇之后要一一寻求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显然，能从整体上解释宜都变化原因和过程的人只能是宜都的政府领导，于是，宜都政府领导的为政思路、行政谋略自然成为《梦想启示录》的叙述逻辑框架。这个逻辑框架虽不乏宜都政府领导的个性化色彩，但是，现实中国的任何地方政府领导，只可能是现实中国改革开放总战略的实施者，所以，在这个框架里，所有的讲述者，从官员到农民，包括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其实都在扮演着同一个角色，即共同讲述着中国社会现实走向的集体诉求：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在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的话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问题最务实的总结，也是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梦想启示录》中所涉及的宜都社会十年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政治、经济、政务、民生、文化等，无不是这个集体诉求的具象化反映。

走出闭塞，时不我待，是宜都政府领导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参悟邓小平思想后的观念变革和积极实践。走出闭塞，首先需要的是自我反省，是意识到自身的贫穷和落后，这就是观念变革，唯此，才能穷则思变，才能励精图治，才能为了圆梦而发愤图强，才有了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和力争分秒的实践意志。清末年督鄂的张之洞之所以能在当时相对偏僻、落后的湖北开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高潮，同样在于他有着超出常人的危机感和积极的实践意志。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个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敖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辱亟矣。”今日观之，正是由于张之洞见识超人，不同于同朝的大部分昏昏然不知天下大变之原因的官员，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留下了一个辉煌的篇章。同样，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能在十年里腾飞，无疑是宜都政府领导清醒的行政理念和优秀的行政谋略的结晶。在《梦想启示录》中，从县政府的几任领导、部门官员到中国最小的村干部，他们为宜都发展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生动地展现出他们清醒的观念变革和坚韧的实践意志。笔者以为，这正是《梦想启示录》构思上的一大特点，书中所有的人与事，无论是掌管全县发展大计的“大人物”，还是为一家脱贫致富而竭力的“小人物”，也无论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还是一村一户的小事，在作者全书展开的宏大背景下，在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下，在作者书写的逻辑上，这些人和事的意义是相同的，而且共同书写了宜都十年发展的辉煌。也正因为此，《梦想启示录》没有变成对领导单纯歌颂的庙堂文字，而是在忠实记录宜都十年巨变的过程中，形象地让读者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百年来强烈要求改革开放的集体诉求。

值得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用理性的逻辑去组合笔下的人和事，抽象的理论结论也不是《梦想启示录》所追求的结果。作者依然在用文学的要素建构着全书的每一个细节，叙述的语言有着很强的情感力度，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呼吸。单个的村民、村干部、企业家、部门官员、地方领导，个个都在默默地、努力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形式化的热闹场面。《梦想启示录》开章讲述的修路的故事，主角王世凤修路的原动力就来自一个简单的家庭支出：没有路，就得请人上山把猪抬下山去，而有了路，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直觉首先向读者叙述这个故事，她的本意也许是要印证时下中国农村常说的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但从叙述策略上看，作者为全书奠定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开端，即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进取理念和顽强的实践意志，他们的行为——或修路或办厂或造桥……在经济学、社会学的意义上，当然造福于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县，但我们的作者，在叙述的字里行间，更着重描写的是主人公们那独立的进取理念和顽强的实践意志，农民王世凤，交通局长裴芝成，村支书刘正国，扬先国、纺织厂的三个男人（陈迟、周强、梁伦新），市委书记文成国、宋文豹等，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他们感动作家和读者的东西不仅有他们为家庭、家乡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且有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作家在书的结尾所概括的：“不论是在过往的困苦岁月中，还是在如今的经济浪潮里，如果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以及这里的人们依然坚守着精神的归宿，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我们不要怀疑其中的真诚。要相信，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来是来自一种文化的力量，来自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这就是文学。关注现实和关注虚幻、关注芸芸众生和关注自我，并不能决定作品的品位，决定作品品位的东西叫“文化的力量”，让人在苦难中依然进取，在漠视中依然自我肯定。

在“后记”中，作者说：“6个月的采访，已经成为了一个烙印，刻在我的身体里，挥之不去。以至于常常会有很多的幻觉，全是一些与自己无关的琐事。一座城市的悲喜、一些人的经历。关于梦想、愿望、坚持、还有信仰。”没有对人世沧桑的反复体味，是很难理解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心灵里留下的印痕的。作家对故乡长达半年的寻觅（我更愿用这个词替代采访），也许有着某些具体的动机，但与故乡山水特别是普通农民的长时间的灵魂对视，任何伟大的作家（知识分子），都会生出愧疚的自我渺小感来。老年的托尔斯泰不正如此吗？所以，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才有了震撼世界文学史的发现：文学，是对美的发现，也是对心灵的拷问。我想，《梦想启示录》的作者悟解了托尔斯泰的发现。还是在“后记”中，作者记录了一段关于山民缺水的故事，由此，作者“心生悲凉”，“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羞愧。一种悲哀的羞愧。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难道只有逃离？我不甘心”。这就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对自己良知的拷问，有了这种拷问，作家的眼里才能看到真正的美，也才能从山民乐观的生活态度中提炼出人生的哲理：“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还能梦想。而在梦想成为现实之前，总有一段艰难的泥泞小路要走。谁也无法回避。就如一颗岩石下的小草，也会想方设法地等到春天。人的坚韧是无法想象的。我们都会坚强地熬到光亮之处。”所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作家在“后记”中引用了《圣经》里的这句名言，似乎是在为自己6个月中的所感所悟做一个总结。我想，作家引用这句话是很有意味的，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大概是说：平凡的世界，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只等你去发现了。这种解释与我们上述的文本分析也是吻合的。但是，作家在引用这句话之后，有一段小小的感慨：“不论这是一片乐土，或是一些琐事，无一不是从过去而来，最终又归为过去。所有的苦难和梦想，都将成为旧事。”这是一段离题的感慨吗？不，笔者以为这是作家在写作《梦想启示录》过程中所得到的最珍贵的人生体验，即在有限中又期盼着无限，在瞬间又寻觅着永恒，它是作家精神升华的一个预兆。要说清这一点，我们可看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的具体语境，其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

急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尽。

眼看，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人，无人记念；

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圣经·旧约·传道书》中的这段话的含义平实而又深邃，在永恒与神圣面前，人、人的欲望、人的行为，总是有局限性的。凡人以为新奇、永恒的事物在造物主的眼里，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尽管这里有很浓的宗教气息，但其包含的人生哲理却是伟大的智慧显现。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无论自诩多么伟大，在时间的长河里，终归成为“旧事”，化为“过去”，想想金字塔，想想罗马斗兽场，一切历史上曾经煊赫的威名和场景都会灰飞烟灭。从哲学上讲，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类似中国的老庄哲学。人类完全、彻底地信奉虚无主义，当然不行，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有所作为，就得进取，就得创新。问题在于，做事也好，为人也罢，断不可去求那千古留名的“功勋”“政绩”“名声”，做事、为人都应依其本分，对未来的事，未知的事，也应保有一种“困惑”之心、“敬畏”之心，唯此，人才不会自以为是。《梦想启示录》的作者对此做如何想，我不知道，但在书中，我读到了这个含义。如在“执政的困惑”一节，作者向我们描述的市委书记宋文豹，就是一个永远在“困惑”的人，他对自己的政绩不是“踌躇满志”，不是“理直气壮”，因为还有无数让人困惑的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城乡之间的不公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中的隐忧等。显然，这是一个智者，而如此展现一个市委书记的作者也应该是一个智者。还是托尔斯泰的那个命题，文学之所以寻美，是因为人永远不可能超越痛苦；文学之所以要拷问灵魂，是因为丧失了困惑的能力，灵魂就会发霉。

在《梦想启示录》一书的首发式与座谈会上，笔者反复品味着作者“后记”中的情愫，并在作者相赠的书上写下了四句话，权当此文的结尾：

梦中寻旧迹，故乡星月稀。大潮退隐时，再读炊烟起。

（原载《文艺新观察》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