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生的历史书写历程已有30余年，近千万字的著述中，搭建其学术框架的主要构件有两个：一个是以辛亥革命为落脚点的明清史研究；一个是思考中国文化逻辑走向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前者是对一个客观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言说，言说的根据是史料，重在考镜源流，“文不己出”，目的在于让曾经被简单解释的历史事件展现出固有的复杂性、多样性；而后者，看似客观存在的对象却是歧义重重，仅言中国文化从何而来，地下文物的考证和纸上文献的释读，难解之谜何止万千？更何况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言说，在当下全球文化剧烈动荡、学术思潮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谁能断言自己已看清历史的玄机？故今天做此等大文章的历史学家，想必已无法恪守章学诚“文人是要文必己出，史家却要文不己出”的训诫，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中寻觅人类文化走向未来的逻辑指向，虽不乏西学中历史哲学的主观色彩，却也暗合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立一家之言”的鉴史之胆识。在迥然相异的两种言说方式中寻觅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冯天瑜先生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话语不断出新的学术动力，亦是他的研究个性及研究的价值之所在，若从百余年来的学术史层面予以考察，自有思想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