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几位好友，不期相逢于江城，更难得诸公皆有几日闲暇，首次相聚，酒酣之余，众人命我尽地主之谊，带领大家好好阅读一下武汉。一听此意，我心中大喜。若问喜从何来，因为来汉诸友尽为好读书、好研究问题者，尽管或喜考古，或喜建筑史，或喜中西艺术，或喜社会学……但都多行于天地之间，思于古今中外，少有功名羁绊之虚语，多为酒伴书香之真言。为他们导游，或许可以解我心中多年之疑惑：武汉城市文化，究竟是何症候？听我言毕，诸公笑曰：此行，大可称之为武汉文化，或说武汉城市发展史探秘游了。几日下来，所游之处，山有龟山、蛇山、小洪山、珞珈山、磨山；水有长江、汉水、东湖、月湖、紫阳湖；街、巷有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解放路、汉正街、吉庆街、昙华林、户部巷、汉街；文化景点有黄鹤楼、古琴台、省博物馆、艺术馆、省图书馆、红楼、盘龙城、放鹰台，还有许多历史建筑。一路上，边游边议，或问或答，争论不休便去省图书馆查找文献，既以史为证，亦以史为鉴。每日游毕，夜饮时分自然各抒己见，白日有形的景物和星夜无形的思考，和着酒精一起发酵，又转化为思想的语句碰撞、挥发。

为纪念这一难忘的阅读、思考我的故乡的经历，笔者便把诸位友人阅读武汉的所言所议，略做整理，以对话的形式写了出来（为了尊重友人的意见，本文略去友人的私人信息，对话各方均以主、客A、客B、客C、客D相称）。

主：诸位，大家都是游历甚广的读书人，对武汉不会陌生，但如此三五好友，齐聚鄙人故乡，游山川名胜，品佳酿美味，论古往今来，实为人生一大快事，能为大家略尽地主之谊，吾之幸也。我不由想起王右军《兰亭集序》所言：“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我是个地道的武汉人，除了下乡、当工人近5年的时间外，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我出生在汉口六渡桥一个叫森寿里的里弄（上海叫石库门），母系家族根在汉阳、民国初年居住汉口，岳父家族在武昌也居住了几代。60年来，走过这个城市许多角落，听过家中老辈不断讲述的陈年旧事，读过大量记载这个城市的文献故事，目睹了它的巨大变迁。20世纪90年代，还随武汉电视台多次采访过皮明庥、徐明庭、何祚欢几位老先生，他们三人堪称武汉史料、掌故的活字典，如此说来，我对武汉不应该陌生吧？几年前，一位年轻作家给我看他描写晚清武昌市民生活的作品，其中一个情节写到张之洞督鄂期间，在黄鹤楼宴请宾客，我立马说，你错了，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俗称清楼）毁于光绪十年（1884），而张之洞1889年7月才调任湖广总督。这位年轻人后来每逢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咨询我的意见，我即使一时无法回答，也会告知应该去查什么样的资料。但诡异的是，肚子里关于武汉的史料愈多，反而愈有一种无名的惶惑：我真的熟悉这座名叫武汉的城市吗？我坦陈，我不熟悉，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这座城市的灵魂。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很想在武昌首义百年之际写出一组关于辛亥首义与武汉城市的文章，还起了一个总的题名，叫《辛亥百年祭》。但写着写着，怎么也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是弄得电脑文件夹里塞满了资料和涂鸦的文字，几年下来却毫无收获。后来读了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才恍然大悟，自己没有在看似烂熟的史料里找到一种叫“思想”的东西，一种让史料自身永远鲜活的东西。史料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若把史料从它自己的思想中剥离出来，它也就失去了灵魂，只能成为各种浅薄观念、教条主义的“伪证”。

客A：对自己生活环境的陌生感恐怕是一种世纪病，为什么会如此？这恰恰是城市文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在武汉连续游览了几天，也在省图书馆看了不少武汉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资料，我和主人一样有一种失落感。作为外地人，武汉在我的文化记忆里，标志性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记载高山流水的古琴台，一个是崔颢的诗《黄鹤楼》。更难得的是，这两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景观都依托着具体的建筑形制，特别是黄鹤楼，雄踞武昌蛇山之巅，俯瞰长江汉水和众多湖泊，自然成为武汉城市天际线的视觉中心。我们可以想象，黄鹤楼从三国时期就已成为长江上的重要观景点，在千余年的岁月里，映入登楼观景者眼中的景象是什么？是浩瀚天空，是苍茫大地，是连绵水域。崔颢诗中的“白云千载”“晴川历历”“芳草萋萋”“烟波江上”，可说是全方位地揭示出城市天际线的内涵，他看到了天与地、天与水相交的优美曲线（在种种对天际线的解释中，我更倾向这样的解释：“城市天际线应当是天与水之间优美的曲线”），这条曲线不仅被看作景观形式上——线条、明暗、色彩的起伏变化，同时也是观景人内在心理的一种投射，天地茫茫、江湖淼淼，人之渺小及孤独油然而生，家园何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抒发的正是海德格尔所言的家园感，天地人神亲密契合。对于诗人而言，他是异乡游子，但“乡关”（家园）是美丽的、诗意的，是可以返回、可以依赖的精神港湾。这样的城市天际线，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既体现了城市的演进和发展，又为市民所熟知和认同。但遗憾的是，今天的武汉，黄鹤楼不再是观看城市天际线的视觉中心，我在汉口、汉阳、武昌的许多地段，都看不到它的身影。杂乱无章的高层建筑从不同角度无情地封堵了市民和黄鹤楼的视觉接触，说严重一点，是封堵了人们同历史文化的亲密接触，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说过：现代城市中的“新主人轻蔑地转过脸去，摒弃历史上积累的一切，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从他们自己的进化论看来，一旦成为过去，他也同样不屑一顾——同样地也会被无情地抛弃”。我登上黄鹤楼远眺时，尽管没有雾霾，已看不到天、地、水相交的完整轮廓，眼前的景观一片支离破碎，我想，这不单是城市规划的问题，而且是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的认识问题。

主：我读过湖北某高校两位年轻学者的一篇论文，题目是《黄鹤楼与武昌城市天际线的关系研究》，其中的一些专业性分析恰好是对客A观点的一种印证，故录下：“武昌城市天际线可以用混乱甚至是模糊来形容。蓝湾俊园、中商广场写字楼、金都汉宫等高层建筑都不假思索地矗立起来，黄鹤楼在不知不觉中竟陷于周边的楼林之中。高层建筑是一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的重要景观点和对景点，它对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武昌到处只见高楼耸立，却没有为形成良好的天际线轮廓做出应有的贡献，更未能达到烘托历史文化名城的作用；沿岸植被、水景与超高层建筑比例失调，使得原本宽敞的水面与绿地空间显得狭窄，整个滨水区城市天际线却遭受了严重破坏，这些高度和体量巨大的建筑，混淆了前景天际线和背景天际线的关系，削减了两者对比，使城市天际线混沌无序，丧失了其基本结构和层次，弱化了滨水城市天际线的结构与特点。可以说这条缺少城市整体环境意识、杂乱无章、松散破碎的天际线无论如何也不能唤起人们对美的反应。”

客A：关于城市天际线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约瑟夫·里克沃特在《城之理念》中说：“天际线已经成为我们城市景观中最重要的视觉形象，然而规划理论至今还不能对之给出任何完整的阐述”，他引用一个世纪前美国建筑批评家对纽约天际线的评论：“它不再像是建筑性的前瞻，倒极像是商业操纵的结果。”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天际线不再表现为天地相交的曲线，更多的是众多高大建筑物的外形轮廓对天空的分割，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形图形。城市中CBD区域（CBD的全称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意思是中央商务区，其概念最早产生于1923年的美国，当时定义为“商业会聚之处”。中央商务区，是一个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同时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的区域性概念）的出现，集中了大量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高层、超高层的建筑，是一个城市“摩天大楼”的聚集区，CBD的天际线由此诞生。在热衷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当下，CBD，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象征，被称为“城市名片”，CBD的天际线也就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可以去翻翻时下关于城市天际线的研究文章，多在大谈特谈纽约曼哈顿、东京新宿副中心、巴黎拉德芳斯新区、香港维多利亚港、上海陆家嘴这些全球著名的CBD的天际线是如何如何优美。其实，这些貌似纯美学的分析，只不过是对权力和资本的美学粉饰。因为，权力和资本催生了CBD，超体量、超高层的摩天大楼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的符号，由摩天大楼拼接而成的城市天际线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的美学符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说清楚了这一点。我并不想否定现代化城市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里，比如在武汉，真正让普通市民动心的是王家墩CBD的天际线，还是以黄鹤楼为视觉中心的天际线呢？在这个选择题面前，一个普通市民的感觉认知和情感投射似乎无关紧要，决定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市政管理者、投资商们会怎样选择呢？结论其实很明了，在权力和资本空间无限延伸和膨胀的诱惑、规训下，人的精神空间——人与人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必将萎缩甚至异化。我们看了万达集团投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的楚河汉街，其名为“武汉中央文化区”，投资者似乎要把自己与CBD模式区分开来，强调文化和传统。的确，作为武汉江湖联通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街在自然景观上别有情趣，我们在汉街看到了十余个文化设施：剧场、影院、书店、休闲的林荫道、游湖的汽艇等，特别是五个纪念湖北历史名人的广场依序贯通整个步行街。那天，我们坐在昭君广场的一个咖啡店里，汉街大戏台上一个巨大的LED屏幕正在滚动播放有关汉街的宣传画面，我们的集体印象是，商业营销、广告宣传、购物才是汉街的灵魂。灌进双耳的词语是什么？是高档百货、万达集团首家奢侈品购物中心、国际奢侈品集团品牌集中展示……可怜的王昭君，在一个著名金店对面的角落里，简直就像一个丫鬟侍女，无人搭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让她站在那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在一个个商铺里出出进进，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写下的那些名句真可谓历历在目：

人群是一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在它的遮掩下如同环境一般向闲逛者招手，时而幻化成风景，时而幻化成房屋。二者都成为百货商店的要素。百货商店利用“闲逛”来销售商品。百货商店是闲逛者的最后一个逗留之处。

客B：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永远的逻辑。汉街的正面近景是水果湖，中景是东湖，远景是磨山，背街远眺，本是一幅天然的山水风景图，可现实场景是，一座自称亚洲第一的六星级酒店用资本的豪华把自然景观遮蔽得严严实实，躲在酒店庞大身躯后面的汉秀剧场，尽管穿着红色的新娘外衣，却分明在空间上透露出一百个委屈。所以，有着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天际线在城市容量的疯狂扩张过程中遭到破坏，并不是武汉一个城市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像芒福德所说：“在20世纪，城市发展的新的旋律是不断的破坏和更换。”

主：我插一句，这个概括太准确了。我工作的湖北大学毗邻友谊大道，这条道路开通十余年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挖掘和改造，我总是在想，难道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们都患有短视症，竟如此没有一点前瞻性？或许，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

客B：芒福德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象的分析和批判源自他对人类城市起源的研究。《城市发展史》有个副标题，原文是A Powerfully Incisive and Influenti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Form through the Ages，中译本译为“起源、演变和前景”，似乎不妥，译者对正标题The City in History中“历史”一词的理解延续了笼罩汉语学界百余年的线性进化论的思路，故想当然地把副标题译为八股调式的“起源、演变和前景”。其实，英文原意直译出来是“城市形式发展中跨时代的一种有力的、清晰的、有影响的观察”，细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芒福德虽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思路，承认变异和发展，对人类文化的未来也跳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悲观主义的预设，认可城市发展在反思基础上是可以寻求更加美好的前景的，但和线性进化论不同，芒福德吸收了20世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说的多重分析手段，从对城市起源的研究入手，指出：“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聚会的地点，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而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在他看来，城市是发展的，但磁体功能与容器功能却是最基本的原型范式，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磁体功能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容器功能服务于人的物质需求，前者为本，后者为末。磁体功能的空间形式可能千变万化，内涵却亘古不变，原始文化中举行神秘仪式活动的山洞；希腊城邦世界的神庙、剧场、广场；古埃及的金字塔；不同宗教文化的圣地、教堂、庙宇，直到今天城市中多样化的纪念性空间，都可在文化考古学上理出一个完整的谱系。所以，决定一个城市兴衰，体现一个城市特殊魅力，构成一个城市独有风情的核心要素是磁体功能及其空间形式，20世纪城市发展的通病就是舍本求末，一味放大城市的容器功能，肆意破坏城市的磁体功能，武汉本来得天独厚的以黄鹤楼为视觉中心的城市天际线之所以被无知和无情地肢解，皆缘于此。我们在省图书馆查阅了武汉开埠以来十余份武汉城市规划图，在规模、区域功能切分、远景预设诸方面，上述规划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在规划理念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单纯把城市理解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容器，其结构原则是一种生物性的功能主义，以满足人们物质生产、生活需求、社会管理为主要目的，按工业、商业、行政、住宅，分区规划，从张之洞的规划设想：“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民国时期的诸多规划设想，如孙中山的《建国方略》，1923年《汉口市政建设计划书》，1929年《武汉特别市工务计划大纲》，1936年《汉口都市计划书》，1944年《大武汉市建设计划草案》，直到1954年、1956年、1959年、1982年、1984年先后编制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均以“大”（这个“大”的内涵完全是经济容量上的大）为指向，试图建设全球经济、交通意义上的大都市。1944年《大武汉市建设计划草案》甚至预设“大武汉”的发展规模是3600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是“东西两半球唯一的内地最大城市”。在晚清以来“强国梦”的影响下，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全然忽视了对城市文化本性的认识，梁思成保护北京古城的建议被无情否决便是典型的例证。

坦率地说，这些规划的实施完全破坏了武汉城市原有的文化肌理和文化意象。以武昌为例，武昌的地形属于典型的残丘性河湖冲积平原，山多水多，岗岭起伏，湖河交错。特别是蛇山，长约1790米，海拔85米，绵亘蜿蜒，形如伏蛇，头临大江，尾插闹市，山上人文景观涉及历朝历代，堪称武昌城市发展的活化石，绝对是武汉城市的“文化之根”和“城市脊梁”。如果倒退一百余年，我们站在蛇山之尾的龙华寺，放眼东眺：远景是东湖；中景是诸多起伏山岭，田畴农舍，炊烟袅袅，湖光粼粼；近景有沙湖，渔舟唱晚，以寺庙为主的文化景观和自然山水相依相傍，蛇山余脉的长春观、洪山南麓的宝通寺、盘龙山上的莲溪寺、伏虎山下的卓刀泉寺，在这样一个完整的视觉图景里，立足于蛇山或武昌城头的观景者，自然会觉得城外诸山皆与蛇山脉息相通，出城进香拜佛可释城内俗世纷扰，还心灵一份清静。所以，山是武昌城市的自然肌理，而与山共存的人文遗迹和寺庙就是文化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两者不可分离。读王维《辋川集》与《山中与秀才迪书》，便知山野之“深趣”和寺庙的佛教之奥理，须臾不可分离，中国诸多山水诗歌正是其完整、完美的视觉表达。遗憾的是，在今天的武昌城区，我们已无法获得这样完整的视觉感受了，更不用说完美。也正因为此，诗已死矣，崔颢今日再登黄鹤楼，他也写不出千古绝唱了。20世纪的诗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孤独、惶恐不安甚至变态的内心独白，还有什么？

客C：城市肌理和建筑的空间意象一旦失去可读的连续性，给人的视觉感知必然是零碎、不清晰、不完整的，更无法激起情感的愉悦。在游览龙华寺、长春观、宝通寺、莲溪寺、卓刀泉寺之前，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小游戏，让主人随机找五位武汉本地居民，要求年龄和我们几位相似，即60岁左右，只调查一个小问题，即请教我们游览这五处寺庙的最佳路线，结果大家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景点的地理关系有着完整的感知，有两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莲溪寺和龙华寺，我知道这样一个极小概率的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反映出武汉市民对自己居住城市的认知度，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参数。大家知道我这次来武汉之前在绍兴待了一段时间，我在绍兴住在和沈园一墙之隔的一个小旅店，名字却大气优雅，叫“大越小院”，一共只有18间客房，店内空间布局和各项陈设、用具均古色古香，静雅而闲趣，和沈园来了个跨越千年时空的琴瑟共鸣。老板年轻，不到40岁，但说起绍兴名胜古迹，烂熟于心，他成天一壶茶，或一杯咖啡，陪着客人或朋友谈天说地，其身形相貌颇有王羲之在兰亭曲水流觞的遗韵。我认识好几位痴迷故乡传统文化的朋友，除了他们的主观因素外，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故乡传统文化意象完整、清晰的感知和情感依恋，往往依托于幸存的古老街区。我很敬佩绍兴的城市管理者们，他们把诸多的名人故居——如王羲之、徐渭、章学诚、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鲁迅——所在的老街区完整地修复保存了下来，多达八个成片的老街区，如仓桥直街、八字桥直街、书圣故里、西小路河沿、鲁迅故里等，其中仓桥直街历史街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奖”。在这些历史街区里，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又秩序井然，街区里基本上是明清至民国年间的古朴建筑，依然是平凡而平静的百姓生活场景，间或几个摆在住家门前的小摊点，卖的也全是自产自销的地道绍兴小吃，没有一点商业化的喧嚣，坐在小巷随意置放的小竹椅上，看着老人们慢悠悠地玩牌戏，行走在绍兴连续的城市肌理上，慢慢阅读、品味着街区各等空间形式中的文化信息，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的是沁透心脾，化为可感的完整意象。这大概就是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所说的环境意象：“这种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这种意象对于个体来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武昌的随机调查大概可以说明，武昌城区自然肌理和空间意象的被割裂、肢解，也就必然导致城市居民逐渐丧失完整的环境意象，他与环境的情感联系也自然失去了历史的意义底蕴。大家开头说的陌生感其实就是这种环境意象整体性的丧失。我们看过武昌的户部巷、昙华林街区、汉口的吉庆街，大家什么印象？不过是在仿古的门面前做着千篇一律的现代商业活动，到处滚动着发财的金钱欲望，何来产生磁体功能的文化想象？至于我为什么调查60岁左右的人，其实是在反省我们这一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下一代对居住环境的陌生感，我们是有责任的。

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以我为例，我们成长的时代正是“革命化”意识形态最浓厚的时候，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武汉所有的历史景观只剩下地名标识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许多以历史景观命名的地名也被取消。“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些风靡一时的口号完全割裂了我们对故乡环境的历史感知。记得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为几个外国友人导游武汉市，我是连续熬了几个通宵，恶补了一下武汉城市的历史知识，才算应付过去。也许，在表层意识形态上，我们理性地否定了这些口号的虚假性，但在潜意识领域里，它们是否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们？

客C：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几个人好像都是77级、78级的，常有人骄傲地自封“文化大革命”后的77级、78级大学生为新时代的开拓者，确实，这两届毕业生在各行各业担责者甚多，作为城市管理者也大有人在，可在中国城市化大发展的这几十年里，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太少太少，问题却是太多太多，老实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明恋和暗恋着权力的运作，离民主的理念还远着呢！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先驱，功不可没，可他却远离萍乡的煤、大冶的铁矿，硬把汉阳铁厂建在自己总督府的视野内，我们都看过张之洞远眺汉阳铁厂的那张著名照片，什么道理，看看今日遍布各个城市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不言而喻了。许多城区的拆迁与改造无不与权力意志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何况还有权力与资本的共谋，所以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迪耶·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一书中，以世界诸多城市建筑为例，生动展现出建筑与权力的关系：“政治家们开始着迷于一幅充满摩天大楼的城市景象”，尽管这些摩天大楼“不过是一种原始而粗俗的自我标榜的副产品”，但是，“建筑折射了建造者的雄心抱负、不安全感和动机，它忠实地折射了权力的本质——它的策略、它的安慰和它给权力行使者带来的冲击”。故有人不无尖刻地说：“席卷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与其说是经济的推动，不如说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所导致的视觉焦虑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经常吃不上早点，因为小摊贩被撵光了；生活费用不断地提高，因为城中村没有了，小贩只好租住高级公寓；自己的家被推土机围起来，因为你的房子太旧太难看了；自行车电动车不让上街了……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每个人要出门必须打扮得跟‘领导’或者‘妓女’一般隆重才行，否则就不许出门，免得破坏视觉形象。”

主：对这些问题，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96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和1998年《武汉市创建山水园林城市综合规划》，就在规划思想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经济容器式的功能主义的思路，吸收了生态主义的田园城市理论，开始从“宜居”角度思考人与城市的关系，我带领大家参观的环东湖、沙湖、月湖的城市公园的建设，是武汉市政建设的新成就，也是亮点。在武汉城市文化肌理的修复上，我们也看到了尽量在弥补的努力，如十余年来武昌蛇山的“显山透绿”工程、政府出台的《黄鹤楼视线及开放空间保护规划》及环东湖带山体景观保护的提案等。但遗憾的是，武昌城市的文化肌理已无法得到完整的修复，就像北京城已无法得到整体修复一样，更为严重的是，整整一代人因为对故乡在文化意象上失去了完整、清晰的感知和情感依恋，而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一个巨大的缺环。

客D：我们这些人，看重的还是人文的意蕴，大家所言，实际上就是城与人的问题。这次在武汉谈武汉城市文化的话题，我建议大家看了武汉歌舞剧院十年前创作的一部舞剧《筑城记》的录像，一是与我们讨论盘龙城考古问题相关联，二是这部舞剧的构思过程恰好彰显出如何讨论、塑造城市文化的一个出发点。李学勤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的“根”，他的名望大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武汉人——从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师到艺术家——对武汉城市的文化想象，结果是李学勤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国长江流域城市发展序列上的一个时间概念，被不恰当地放大为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既有时间上的“悠久性”，也有空间上“独特性”，这些说法其实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并不能让人们更好地体认城市文化的根基。近些年，中国许多城市大兴土木，建造所谓区域文化特色的地标性建筑，进而倡导某种抽象的“城市精神”。刘梦溪在《中国城市的“精神”紊乱》一文中批评道：“精神其实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不需要特别夸张地用标签标出。大张旗鼓的宣传自己城市的‘精神’，就算真有这种‘精神’，也扭曲变形了。何况很多都标示得不够确切，重复雷同，叠床架屋，不知谁可。譬如上海的特点，本来是洋气、都市味浓，现在却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自标，反而不知说的是什么以及是在说谁了。我建议不要搞这种‘城市精神’拟词自标的竞赛。更不要把拟好的‘城市精神’大标语满街贴。第一位的还是把我们的城市建成宜居之所。发展特色经济，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与现代融会无间的特殊文化氛围，环保、安全、舒适、清洁、健康，人人都愿意住在这里，以自己的城市为荣，应该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选项。形式主义害国害民，即使无法禁绝，也不能任其泛滥呵！”在这一点上，《筑城记》的编剧很有见地，舞剧名称从《盘龙城》《龙城》《城》到最后的《筑城记》的演变，说明他们对以“龙”为构思中心思路的逐步放弃，恰是对城市文化抽象本质观念的否定，一个“筑”字，强调和突出的是围绕城市展开的人的活动，是活动中的人的情感、思想的种种表现，编剧认为唯此才能找到舞台表演的内在依据。由此而论，没有什么抽象的文化传统和城市精神，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既要通过具象化的建筑、城市装饰作用于人的视觉感知，提供文化想象的经验基础，更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特定的空间场所，如公园、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让人的内心在其间自然涌现出一种与天地自然、与他人、与先辈的遗迹进行对话和沟通的冲动，以此省悟生命的神圣。卡斯腾·哈里斯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中，引用海德格尔关于黑森林农舍的经典分析，反复论证了建筑的本质就是让人“安居”，而安居的前提就是有一个黑森林农舍似的“心灵之屋”（house for the soul），有此，个体生命才会体验到天地人神和谐共存的哲思，用中国话说，只有在深山古刹里历经修炼，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一个城市磁体功能的空间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发生变化，但你在盘龙城遗迹里的祭祀场所产生的心理联想和在现代化的湖北省博物馆产生的心理联想，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正如芒福德所说：“当19世纪的人民开始建设新城镇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再想到中世纪的城镇了。老城镇里的生活已慢慢地干枯了，它们的城墙也成了个空壳，城内的一些机构也只是个空壳。今天，只有拿这个空壳轻轻地贴在耳边，像拿一个贝壳一样，才能隐隐约约听到过去生活的呼啸声，当时城墙里面充满坚定的信念和庄严的目的。”城市文化不是形式标签，从所谓区域文化的一般特点去寻求一个城市文化的根基，其结论常常荒唐得很，如说楚文化是武汉文化的根基，就在考古学上说不通，盘龙城的文化属性是商，而非楚。武汉地处楚文化腹地，民俗、建筑、艺术饱含楚风骚韵，今天武汉城市景观和建筑多考虑楚文化元素的运用，是很自然的事。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新馆）、琴台大剧院的设计思路和建筑风貌我们都看过，建筑风格上很成功地体现出楚文化的美学风韵。我要说的是，我们讨论城市文化，尽管会涉及城市所在地的区域文化的美学特征，但这只是形式，只是文化意象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媒介，是把人们导向特定精神空间路标上的一个装饰而已，换句话说，你就是把武汉城市里所有建筑都贴上楚文化的标签，它也不会变为鲜活的文化载体，也不会对市民和游客产生磁体作用。在武汉游览中，最感动我的场景有两处，一是省博物馆门前蜿蜒数千米的长队；一是省图书馆入口处的一块电子显示牌，上面动态显示开馆以来的入馆总人数和当日在馆人数。我为何感动？因为在汉街我看到逛街的主体是青年，他们应该成为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吗？百货商场是他们体验人生的空间场所吗？真的，我很茫然，在商业帝国的硕大空间里，尽管披着文化的遮羞布……汉街的招商广告宣称：这里，人流量最高日达50万人，日均7万—8万人。用不着分析，在汉街，人只是商品的消费者，是资本计算利润中的抽象基数。我悲观。但在省博物馆和省图书馆看到的场景又使我振奋起来。省博物馆，为保护文物，每日入馆人数限定为5000人，每月15万人次，一年180万人次；省图书馆自2012年12月10日开馆后，至今不足两年，已有400余万入馆人数，武汉还有那么多的大学图书馆，每日每月每年的入馆人数，若统计出来，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场所才是城市产生磁体功能的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里，人因智慧而自由，生命因神圣而尊严。我于是又不悲观了。还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下的那段名言：

It is the best of time，also the worst of time.

主：作家张承志当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俞伟超先生的指导下参与过盘龙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诗的考古学》，文章里有一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当考古学家对考古的热爱感情以及自己的气质已经到了像诗人一样的程度时，那他在考古学上的发现将是一个诗的发现。这种考古学中的‘诗人’和通常说的诗人是一种诗人。当然，有些人虽然专门写诗，但仍然是伪诗人，相比之下，具备了诗人气质的考古学家却是一些真诗人。”我们探讨城市文化的目的，恰如张承志的老师所言：“所有考古工作归根到底的目的都只在探索人，能够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也就能理解另一时代的人，而且希望理解另一时代的人。”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有一句名言，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说的不正是这个理吗？今人言王羲之，常常只记得“书圣”运笔帷幄的精美绝伦，全然忘记了《兰亭集序》中旷世的人文情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生死本为人间常态，可魏晋时期的读书人却从中悟出了天道人心的玄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万物、诸事皆受制于同一的生死之道，这个道理庄子的《齐物论》已说得很透彻了，王羲之的独特之处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作为一个观者，他超越了时间流中的“昔”“今”“后”，一个“痛”字，使他成为生命永远的在场者——存在即思。

（原载《文艺新观察》2014年第6期）

附：

说不清的武汉人

一 “武昌鱼”与“臭干子”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的诗句让武昌鱼享誉大江南北。不过，武昌鱼的名气古亦有云。唐代诗人岑参和宋代诗人苏轼、王安石都曾留下赞美武昌鱼的诗句。清同治年版《江夏志》上还有这样的记载：“得失任看塞上马，依栖且食武昌鱼。”武昌鱼何以诱得古今名士青睐？清蒸的武昌鱼汤鲜肉嫩，色泽晶莹透亮，乳白色的鱼上佐以些许碧绿葱丝、鹅黄姜丝，雅致无比，味虽淡而悠长，实为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之佳肴。

外地人如把武昌鱼的清淡视为武汉人的口味，则大错矣！武汉还有一著名的风味小吃：油炸臭干子。和武昌鱼相比较，油炸臭干子更受武汉市民的喜爱，故有一条歇后语专说此物：油炸臭干子——闻着臭、吃着香。不管是熙熙攘攘的商业闹市，还是三镇的小街小巷，专卖油炸臭干子的小摊随处可见：一个小铁炉，一只小铁锅，一盘发酵加工的臭干子，现炸现吃。吃臭干子必配红彤彤的辣酱，大冷天也吃得人额头出汗。再时髦、再腼腆的少男少女们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津津有味地吃臭干子，真算武汉一大景观。不仅如此，卖油炸臭干子的小摊可堂而皇之地摆在武汉三镇各有名餐馆饭厅的大门口，就好像旧时中国大户人家门口的两尊石狮一样，少它不得。在武昌大中华酒楼专门品尝清蒸武昌鱼的武汉人，又跑到门外端来一盘油炸臭干子，绝对没人感到奇怪，外地人又是绝对地感到奇怪。

武昌鱼的清淡纯正和油炸臭干子的怪辣烫腻恰好构成武汉人饮食口味的两极，武汉人却接受得坦然。或许是地处南北东西交会的中心，加之历朝封疆大臣、巨商豪贾携来名厨、引进各方佳肴，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俱汇入三镇。汉口开埠后，英、德、法、俄各式西菜、西点又随外商而来，百味纷陈。京、川、苏、粤、徽、湘、浙、鄂、清真、素菜等各大菜系，兼之南北面点，滋补药膳，风味小吃，武汉人可谓大包大揽，唯恐有漏。油腻的有四季美汤包、老通城豆皮、顺香居重油烧梅；清淡的有小桃园鸡汤、谈炎记水饺；辣的有福庆和米粉，甜的有五芳斋的宁波汤元、苏武糕团；干的有蔡林记热干面和老谦记枯炒牛肉豆丝；稀的有孝感米酒、八宝稀饭和什锦豆腐脑。晚唐诗人罗隐《忆夏口》诗云：“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日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

哲学上讲两极相通，武汉人的口味莫非具有哲人的风范？就像位于汉口花楼街的田恒启粉馆，人们去那儿，吃清淡的糊汤粉必吃重油炸出的油条，二者缺一不可已成习惯，即便现在武汉高档宴席上常有两碟佐餐小菜：甜藠头和腌蒜瓣，前者洁白透亮，脆嫩香甜，后者味重刺鼻，酸辣俱生，可二者安然相伴，大约也是这个理。

饮食口味中或多或少也包含着文化的信息。说起中国各大城市人，人们大致会说出相同的印象，北京人善“侃”，上海人“精明”，天津人“厚道”，广州人是“生意精”，可武汉人呢？人们往往说不清，就连武汉人自己也未必说得清。从古以来，北方人视武汉人为南方人，而南方沿海的人又视武汉人为北方人，南北交会的地理位置倒使武汉人处在文化的尴尬中，既要竖起耳朵，辨别来自东南方向的各种方言，又得翘舌学说普通话；既觉得北方人太憨厚，又学不来上海人的精细；既觉中经武昌去广东打工的四川人太老实，又看不惯成天说发财发财的广东客。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不洋不土，不算穷又说不上富有，也想发财又不愿冒太大的风险，这，就是武汉人的文化个性？

饮食上兼容各种风味是武汉人的口福，可没有定性的文化个性恐算不得武汉人的优点。近年来许多离开武汉去南方闯荡的人都对自己的故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武汉人，太农民。吃了甜的，再来一点辣的，什么都要，什么也舍不得扔下，抱残守缺，还心安理得，确实是许多武汉人的文化心态。武汉有句歇后语说得更形象，叫“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说武汉人认命，听凭命运牵着鼻子走，毫无创造性，未免太过。从晚清算起，武汉数次成为全国政治、军事风波的中心，武汉人哪一次退缩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之内清政府接连四次调鄂军赴沿海各地抗英，就因为鄂军敢于死战。翻翻近代史就会知道，每遇外敌内患时，武汉人就熠熠生辉，敢作敢为。只是日子过得平静又平淡时，武汉人又忽然变得很平庸，缺乏激情，很少风流，似乎毫无大都市人的风范。就像武汉女作家池莉写的《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日子过得实实在在且又浑浑噩噩，都市宛如一副没有灵魂、空空荡荡的躯壳，驱动他忙碌奔波的原动力仅仅是维持一个小家庭得以存在的柴米油盐。

武汉老式家庭曾长久流传一个教子故事：一个码头工人每天下班都从码头上用纸包一块砖或一点水泥回家，天长日久，此人几乎不掏一文就盖了一幢新房。这个或许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却又相当真实地刻画出了某些武汉人的灵魂：既精明又愚笨的人生机巧，朦胧且又低下的人生境界。细细嚼来，真是酸甜苦辣，百味俱生。

二 “黄鹤楼”与“民众乐园”

武汉人的文化个性难以描述是有原因的。地理上，长江、汉水把武汉隔为三镇；历史上，三镇的发展不仅有先有后，而且时分时合，形成整体的时间其实短暂得很。清末民初，武昌（江夏）、汉阳、汉口（夏口）仍各有其名，各有隶属，统一的行政建制并不存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次年初，国民政府将汉口市（辖汉阳县）与武昌合并，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武汉市。此后便一直是时分时合，1949年后，武汉三镇的行政统一方稳定下来。

在文化背景和趣味上，武汉三镇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汉口人觉得武昌人“屁”（花钱不大方），所以近几年来，汉口的出租车司机颇不愿到武昌，认为生意冷淡不好做；武昌人又觉得汉口人“俗”而“痞”，掉到钱眼里去了；汉阳人的感觉总好像差一点，自嘲为比汉口人、武昌人“土”。这些不无偏见的相互评价其实是在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武昌人、汉阳人大概从未正眼瞧过汉口人。

远在东汉末年，武昌、汉阳就因重要的战略地位开始筑城，而汉口不过是地势低洼、荒无人烟的芦苇荒洲。1457年（明天顺年间）始有居民迁入筑圩居住，汉口地名多有“墩”字，如“唐家墩”“天门墩”等，皆由此而来。直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汉口的人口总数才增至18万人，第一次超出武昌和汉阳城区的人数。所以，今天吸引外地游人的人文景观几乎全集中在汉阳、武昌。仅从汉阳龟山到武昌蛇山一线，除人们熟知的古琴台、晴川阁、黄鹤楼外，还有禹王庙、洗马口、铁门关、锁穴、涌月台、抱膝亭、东阳古洞、仙枣亭、岳飞亭等景点，每个景点都是一段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故事。至今武昌、汉阳的老居民都无比留恋这些源远流长的故事，只要有人听，他们都可如数家珍，说上三天三夜也乐此不疲。武昌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当与武昌厚重的人文精神积淀有着血脉关系。

隔着长江、汉水的汉口人，似乎对这些迷惘得很。去归元寺烧香拜佛数罗汉，去东湖踏青赏梅，汉口人知道也肯定去过，可黄鹤楼周边的景观，汉阳、武昌老城内的传说典故，他们实在打不起兴趣。汉口车站、码头上常停着招徕外地游人的旅游车，车前一块大牌子，上面醒目地写道：武汉一日游，路线就是归元寺—黄鹤楼—东湖。被国务院定为全国文化名城的武汉，汉口人一天就轻轻松松打发了。你若问那些导游：一天够吗？他们再和蔼再认真，也只会皱眉问自己：还有什么呢？

如果说汉阳、武昌的文化景观颇似“清蒸武昌鱼”的味道，雅致悠长，那么汉口的文化处所又恰似“油炸臭干子”给人的感觉，刺激火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汉口人津津乐道的文化消遣场所有两种：茶馆和戏园。最初，茶馆和戏园并未分开。1890年（光绪十六年），汉口天声街建了一所丹桂茶园，观众一边看戏，一边饮茶。所以，这又是汉口商业性戏院之始。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和城市居民成分的复杂化，茶馆和戏园分开了。茶馆可消闲，也常有说唱节目打诨，但更多的是洽谈生意，斡旋江湖纠纷。据1933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三镇茶馆多达1300余家，可著名的茶馆全在汉口，如中山大道积庆里的临城茶楼、花楼街口的楼外楼、六渡桥附近的汉南春和洞天春、民生路江边的话雅、集家嘴河边的怡心楼等。

正宗的汉口人大都酷爱楚剧，今天亦然。楚剧原名即“黄孝花鼓”，本是黄陂、孝感一带的民间戏曲。汉口开埠后带来的商业发展，吸引了大量黄孝农民入城，同时也带来了花鼓戏流行汉口的热闹场面，戏园也就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著名的有满春、长乐、美成、天仙、天声、风舞台、大舞台、共舞台、怡园、老圃、新市场、凌霄等戏园。有了戏园，又吸引京剧、汉剧流行开来。1919年的新市场戏园就是现在汉口有名的群众娱乐场所——民众乐园的前身。民众乐园什么特点？热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说的、唱的、哭的、笑的、洋的、土的，汉口市民喜欢什么，它就有什么，什么能卖座，它就演什么。一个十足的文化大集镇，你说它土里吧唧，可汉口年岁大的市民就爱它！

由此说来，称武昌文化多雅趣，汉口文化多俗味，恐不为过。就像与“苏裱”齐名的“汉裱”，本身又分两派：武昌帮和汉口帮。武昌帮几乎都做“白货”（即专裱书画），汉口帮则多做“红货”（即专裱对联）。雅俗之别，可见一斑。

1868年，官至清廷尚书的武昌人张月卿，告老归还故里。他在今胭脂路72号院内造了一个私人宅园。此公称此园为“寸园”，并解释道：“余固不欲得寸而进尺，累寸而成丈也，夫亦得寸则寸而已，其用剑南诗意，而以‘寸’我吾园。”张老先生的意思很清楚，人生在世，“知足”为最高境界，故以此名示其心志。可就在这位读了书、做了官且平安无祸荣归故里的老先生默诵儒家名训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却纷纷跑到汉口建银行、建码头、建租界，“得寸进尺，累寸成丈”，他们恰与张老先生背道而驰之。

三 “江汉关”与“棚子户”

1863年（清同治二年），英国宝顺洋行在长江边建立了汉口最早的码头，地址在今天津路江边，被称为宝顺洋行“五码头”。西方人看中武汉的道理简单得很：九省通衢，既能由此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又能由此大量收购华中地区廉价的农副产品。在他们眼里，汉口不过一个集散货物的大仓库。今天汉口旧租界沿江大道上，西方人留下了一座豪华的建筑——江汉关，可这幢建筑仅仅是一件漂亮的“外衣”，用来遮掩沿江一排排巨大仓库的“外衣”。

1900年，汉口怡和洋行建成第一栋仓库，随之国外商人纷纷效法投资建库，以至形成一个罕见的仓库业。从1904年至1929年，仅英商太古公司在汉口沿江大道就建有16座仓库，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

西方人的仓库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胃，使本来就居于商业集散地的武汉人陷入更疯狂的交易市场。邻近各省、省内各县镇的大商小贩，云集汉口，猛烈刺激了汉口城区的迅速扩大。

刘歆生，武汉当年最大的地产资本家，曾大言不惭地当着黎元洪的面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曾在汉口后湖为人放鸭的刘歆生，就是靠为洋行收购土特产而积攒了大量资金，转而投资土地产，成为显赫一时的地皮大王。20世纪初，汉口上自皇经堂，下迄贷家山，西至后湖大堤，南到京广铁路两侧，几占四分之一靠近市区的地皮，都被刘歆生杀价购买，然后开办填土公司，成片开发，再建里弄房屋。

汉口的开发吸引来无数外地人，但这些外地人也同西方人一样，视汉口为仓库、码头、客栈，他们必须从自己的老家运来一批批货物，汉口才会容纳他们；他们在汉口挣了钱，享受了，刺激了，又不得不重返故土，汉口只是一个仓库，弄不来货物的人在汉口就没有地位。在这种畸形的经济环境中，晚清以来，武汉地区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完全不协调，加上抗战时期不少工厂、设备向内地迁移，到1949年，武汉三镇职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仅260户，而同时的武汉三镇人口却有102万。

没有强大的工业，而又拥有巨多的人口，可怕的“棚子户”——一个巨大的游民集团诞生了。他们在市区边缘，铁路沿线或马路两侧，用草、席、油毡搭置起成片的茅棚，形成棚户区。1949年前，全市大大小小的棚户区约110余处，每处住上百余户人家，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一直到20世纪末，汉口市区已废弃的老京广线铁路两侧，类似的棚子户依然存在。“铁路外的人”也就成为武汉市民心目中下等人的代名词。

为周转货物往返于家乡与汉口间的商人，为一日三餐愁眉苦脸的“棚子户”居民，都为武汉人特别是汉口人的文化品性注入了一些可怕的毒素。言语行为上的放纵，说话带渣子，无视城市文明道德，吊儿郎当的游民气息，沙眼青年三伏天打着赤膊在街上晃悠，深更半夜在大街上狼哭鬼嚎，莫不与此相关。但更可怕的是一种封建式的行帮意识一直阻碍着武汉人，使他们很难建立起一种现代的都市意识。武汉方言中的“扎盒子”（两人或多人合谋，设圈套欺骗别人）、“扎把子”（意为打成一把，扎成一把，结成帮派的小团体）即这种行帮意识的反映。

早在清代，就有“鹦鹉洲五部十八帮”的说法。当时鹦鹉洲上有竹木码头，客商多为湖南人，结成“竹木帮”，又按湖南各地区分为五部，五部内再按籍贯分为更小的帮。汉口药王庙（今硚口区内）有专营药材的河南帮。如此，码头渐为帮派占有，码头搬运装卸业把持在各派把头手中，经常发生争夺码头的械斗，俗称“打码头”。汽车行业在辛亥革命后有“下江帮”“柏泉帮”“葛店帮”“本地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就连妓女也有苏（州）帮、扬（州）帮、湘帮、本地帮、杂帮（四川、河南居多）五帮；乞丐有三江两湖帮，帮内设宗，宗内有派。行帮意识又必然滋生出黑社会势力。

五湖四海的人员混杂，缺乏主体的产业，众多的游民，乱七八糟的行帮，虽在人数上使武汉成为一个大都市，但旧武汉始终消化不了封建的游民气息、痞子习气和行帮意识。武汉人爱“抖狠”，动不动说“你算老几”，开口闭口称“老子”，是不是这种文化杂质的下意识反映呢？

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在武汉建立了许多大工业区。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人至今也说不惯武汉话，乃至形成青山武东的普通话、武重普通话，更不用说在武昌大学城里，武汉话从来都没有本该有的地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人自己也下意识地承认了自己的方言走不出武汉市。上至官员、文化人，下至黎民百姓，一到公开场合，一接触外地人，特别是接触北方人，就情不自禁地操练起夹生半熟的普通话。若看武汉电视台的采访节目，不同的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武汉人学说普通话。

一种方言，只是一定文化内涵的载体、一种形式，从外地人不肯接受武汉话、武汉人自己也羞说武汉话的现象中，武汉人是否该想一下：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四 走不出的“汉正街”？

1985年至1995年，“汉正街”名声大起，过往武汉的外地人常问：汉正街在哪儿？许多官员陪外地客人参观武汉，也常把汉正街和长江二桥、天河机场相提并论，大有不看汉正街就枉来了武汉的意思。

汉正街曾是武汉的骄傲，但那是历史。

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街道，西起硚口路，东止集家嘴，长达3194米，从形成至今，已有400余年。明中叶以前，汉水自汉阳之南入江，今汉口与汉阳为相连的陆地。其时汉正街一带，还是一片芦苇滩，没有居民。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人在此筑基盖房居住。1465年（明成化初年）武汉地区遭大水，使汉水改道，从郭茨口下直通一新河道向下，自龟山北即今集家嘴入江。从此汉口与汉阳分离。在新河道入江一段，向北岸凹进，形成天然港湾，商船从此云集于此，港湾附近的河岸上，成为商贾存物和居留之地，渐渐形成商贸集市和街道。据《汉阳县志》记载，1525年（明嘉靖四年）丈量其街市，“上岸有张添爵等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房屋六百五十一间”。明万历年间（1573—1619），汉正街一带便形成规模可观的市镇了。清初，在汉正街一带河边，兴建了一系列码头，汉正街更加兴盛，乾隆年间已被称为“二十里长街”。当时汉正街商民，主要来自黄孝河沿岸、汉水下游诸县，川、陕、湘、皖商人和船户居多，可谓“本地人少外乡多”。其商业先以“八行头”即“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漆货、纸张”为主，尔后盐行、茶行、油行、粮行、牛皮行、海味行、山药行、药店、酒店、饭店茶楼等，无不繁盛，有清一代，始终是汉口的商业中心。19世纪后期，汉口开埠后，商业中心逐渐下移至中山大道六渡桥一带，汉正街遂日见衰落。民国年间，汉正街渐渐转化为小商品专业市场。

依据四周广阔的乡村，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汉正街成为繁茂一时的商品集散地确实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汉正街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现代商业都市的象征。就像汉正街的房屋建筑一样，多为前店后厂，一家一户，全然手工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如此经营模式，虽然脱离了农耕，但农业式的家族观念却依然如故。

如何改变武汉城市脏、乱、差的现象，是历届市政府颇感头痛的问题。武汉街头诸多不文明现象何以屡禁不绝？其实，在大街上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烟头的武汉人在家里是宁可晚睡早起，也要把家里收拾得有条有理、纤尘不染；在外说话粗野、鄙俗的武汉人在家里对长辈说话是绝不敢放肆的，甚至长辈对下辈说话可毫不忌讳、骂得天翻地覆、不堪入耳，小辈也不敢顶嘴。否则，将被指责为“没有家教”“不懂规矩”。现代都市所要求的“文明、礼貌、卫生、公共秩序”在没有都市意识的人的心目中，是不可能有地位的，相反，以“家庭”“尊长”为核心的封建式的“家教”“规矩”则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规范。

在武汉民俗中，盛行饭后不喝酒的习俗。因为“饭”与“犯”同音，“酒”与“久”同音，为讳其“久后犯上”，必使酒先于饭，就成为固定的进餐程式。只有父母双亡者，才可不受此俗限制。老武汉市请客的“规矩”更多，极重座次，以尊卑长幼为序，木桌纹缝是横是竖都有讲究，丝毫不能马虎。如尊者不得尊位，则属于大不敬的“不讲规矩”。

以封建式的“规矩”制约行为方式的武汉人自然难以和现代都市所要求的文明规范相协调，可以说，以汉正街为代表的分散的家庭经营模式压根就催化不出一种整体的城市意识。外地人在武汉问路，十有八九问不出个所以然。武汉人只会说你先到什么地方，再到什么地方，最后在什么地方再走下去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北京人特奇怪，武汉人怎么不会说东南西北呢？武汉人当然知道东南西北，但他们就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意识。

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家庭意识使许多武汉人总以陌生的、异己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要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都市里过着老婆、儿子、热炕头式的乡村生活。所以直到现在，只要有空余的边角地块，武汉人种菜的兴趣总大于养花种草；要么在刻板的家庭中找不到自由，就去家外的世界胡作非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外犯了事，派出所去街道、家庭调查，常听到的回答是：这伢蛮懂规矩，蛮听话，怎么会这样呢？

家庭与城市的分离，必然带来都市人格的分裂。家庭似的作坊经济，还会在都市里存在下去，但它产生的文化意识，又与现代都市文明相去太远、太远。武汉人终有一天会说：我们走出了汉正街。

（原载《楚天周末》1995年4月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