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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球化？有没有真正的全球化？全球化对人类空间是福还是祸？学者们的争论实在太多太多。中国人把“化”作为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由此，“全球”加上“化”字是为了说明全球——我们的地球、生活的世界——发生了性质、状态上的变化。状态上的变化有目共睹，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曾由高山大海相隔的各个“村庄”如今因全球商品生产、流通机制的形成和发达的通信设施而连接成为一个“地球村”，既然住在一个村里，东家娶媳得子，西家遭殃惹祸，都少不了去听听看看，谁家的鞋袜家具有了新样，也不妨去摸摸学学。问题在于，我们生活状态的变化是否意味着生活性质的变化？人类此前的多样化历史就这么“终结”了？或者说，经济全球化真的能使全球文化一体化吗？
也许，黑烟还未散去的2001年“9·11”事件和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会给我们更多更生动的感触和联想。
毋庸置疑，2001年“9·11”事件和2002年世界杯本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坐在电视机、联网电脑前的感觉，却总有相同之处。传媒的现代化提供了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第一时间同时关注一件事的物质技术条件，当几十亿人同时观看一个电视画面，或一场吞噬许多人生命的灾难，如“9·11”事件，或一场牵动万人心扉的游戏，如世界杯时，不管你对全球化持何态度，你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确实处在全球化之中，或说处在全球化的途中。但是，人们同时发现，这全球化也真是人类的一场噩梦。因为还是传媒的现代化，让人们同时在第一时间如此强烈地直观到人类相互隔膜、仇恨的悲哀。我们可以同时关注一件事，可我们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见。“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
就文化的象征意味而言，“9·11”事件与2002年世界杯给人的感受还真有相同之处：一场豪门盛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硬是让人搅了个杯盘狼藉、乌七八糟。或者说，这里的确有某种颇为值得认真玩味的普泛性的文化意蕴。“9·11”事件和2002年世界杯的“天下大乱”给世人感觉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由强势文化逻辑支撑的世界秩序以及人们对这种秩序的认知模式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危机状态。
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科技信息、知识经济、自由贸易、和平与发展，一个没有敌人的全球化时代在资本主义的凯歌中仿佛开启了21世纪的帷幕。曼哈顿的一声巨响，无疑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世界原来还有另一种声音。有学者感叹，9·11后，“有一些地方的反应却很不相同，特别是中东，是加沙地区的难民营。那里有许多人像过节一样地高兴，分赠蛋糕，甚至称惨案的制造者是‘英雄’。说实话，昨天晚上电视里播放的这些庆贺者脸上的由衷的笑容，远比曼哈顿的瓦砾场更令我震惊。莫非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他们都被某些残忍的‘伊斯兰教义’迷了心窍，丧失了起码的恻隐之心？而就在此刻，在上海，我刚刚知道，也有一些人在街头，甚至在文化机构的办公室里，幸灾乐祸地说：‘让美国人吃吃苦头也好……’面对如此巨大的惨祸，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反应？”
无独有偶，这“另一种声音”在2002年世界杯上又一次响起。世界杯小组赛中，夺标大热门法国队、阿根廷队、葡萄牙队先后被淘汰出局，进入复赛后，磕磕绊绊而勉强出线的意大利队、第一支打入复赛的西班牙队又被淘汰，足球皇帝贝肯鲍尔连呼：看不懂，我成了球盲。足球评论员们或激动或悲哀地在荧屏上一遍遍重复着一句话：天下大乱。目空一切的阿根廷队败给瑞典队后，巴蒂、贝隆这些足球巨星那悲伤而迷茫的眼神，全世界热爱阿根廷队的球迷们痛不欲生的眼泪，在《别为阿根廷哭泣》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让人一下子不由自主地联想到9·11曼哈顿被袭击后的场景：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世道真的变了！在一帮长期在国际足坛版图边缘的新势力冲撞下，老牌传奇们正一日千里地沦丧着他们的疆土，一面面记载着辉煌战绩的战旗正被汹涌的革命大潮翻卷出人们的视线。旧的平衡正在被打破，无数暴民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揭竿而起，越来越多的大老爷们被泥腿子送上了断头台，在还未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前就被锋利的屠刀切下高贵的头颅。无数法迷、阿迷乃至葡迷的泪水汇集在一起，化做一场倾盆的夏日暴雨。亿万彩民手中飞扬的已成废纸的彩票，像是为死去的豪门送葬的纸钱，静静的在风中飘。”
由“9·11”事件和2002年世界杯就断言世界将从此“天下大乱”，肯定是荒谬、不科学的，但“9·11”事件和这次世界杯有两个颇为类似的现象又确实值得关注。一是戏剧化，一是制度化。所谓戏剧化，是指事件的策划、参与者们寻求的是一种戏剧性的东西，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事件如同舞台上的戏剧情节一样，不过是某种象征意义的载体，本身并无实质性意义。塞内加尔队战胜法国队和韩国队打败葡萄牙队、意大利队、西班牙队，就一场足球赛而言，其意义是非常有限的，换个时空，塞内加尔队、韩国队数次大败于自己战胜过一次的对手，大概谁也不会感到奇怪。就像德国战车8∶0狂胜沙特队，有趣，但绝无戏剧性。出乎意料、看似熟悉又陌生化的东西才是戏剧性的核心，追求戏剧性效果的人不过是在表演，在做一种远古图腾表演性的姿态。塞内加尔人进球后的即兴舞姿，韩国人占据全场的红魔啦啦队，其实都是在以表演的方式与不愿认同的强势逻辑相对抗。“9·11”事件中本·拉登一伙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如此。“攻击的象征性获得了最具象征性的接受，以至事后有评论者称，这次袭击组织者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在杀伤，更重要的是在表演。”
所谓制度化，是指表演又并不是全然随意的，漫不经心的，相反，它是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它谙熟自己对立面的一切制度技巧，或者就是自己对立面的产物。塞内加尔队的队员不就是法国足球联赛的产物吗？韩国人的脱胎换骨不也是得益于深得足球精髓的荷兰教练希丁克的点化吗？再看“9·11”事件，“它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它经过精心组织与策划，充分利用了现代计算理性的缜密和科层制度的效率；它拥有巨大的财源，足以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造成最大的恐怖效果……现代恐怖主义，有着明显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特点”。
看来，全球化与区域化、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生死与共，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阿兰·鲁格曼（Alan Rugman）在《全球化的终结》（The End of Globalization）一书里有句话说得颇有中国人的表述风格，就是“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鲁格曼是英国研究全球经济的专家，他对全球化的否定性结论是针对多维的全球化概念的，即反对把全球化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复杂的相关过程”，他认为标准的全球化的定义应该是“跨国公司进行世界范围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营销”，而“跨国公司既不是铁板一块，也没有过多的政治方面的权力”，“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实际上是区域性经营”。在鲁格曼看来，全球化仅仅是跨国公司的一种有限的区域性经济行为，由此推演出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只能被看作一种话语神话。作为许多私人公司的高级顾问，他在本书中一再告诫经营者们，“虽然存在着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但是更存在着极强的文化和政治壁垒，它们阻碍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因此，“区域化比全球化的意义更大”。鲁格曼立论的根据是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利润指标，他的结论更是故意拧干了任何文化的水分，似乎只有纯而又纯的经济学意义。抛开鲁格曼有意隐匿跨国公司消解弱势文化现象的动机不说，其“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的提法倒是一语道破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无奈现状，这，或许就是“9·11”事件和2002年世界杯留给人们的共同的文化话题。
这话题是有些悲观，但也大可不必悲观主义。本·拉登摧毁了世贸大厦，可并没有也不可能毁掉西方文明的根基，反之，美国人可以消灭本·拉登及基地组织，可恐怖主义形成的根基能否有效地清除呢？就像2002年世界杯，“乱”得很热闹，可结局依旧“传统”得很。“如果非要我用一句话去准确地概括正如火如荼的世界杯，那就是：看上去很颠覆。颠覆是新锐们对旧势力的彻底破坏，而看上去很颠覆只是一场不彻底的运动，被横扫的只是牛鬼蛇神，而非根基。”
（200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