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料到，自己在临近退休的时候，却正儿八经地做起了编辑工作，先后编辑了几个学术刊物。虽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其间的乐趣与辛苦，也算是笔墨生涯里一段别有滋味的经历。《中文论坛》第1辑出版后，业师邹贤敏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每辑都应该有个较详细的编后记或卷首语，撮其要点，把每卷的精华之处一一点出，可做读者的导读索引。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谁有耐心去一篇一篇地翻看你们的文章。我非常认同邹先生的意见，接下来的每卷刊物，都费尽心力，写出一篇编后记或卷首语。这些文字，既是自己组稿、编稿过程的记录，也是向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请教学问、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结晶，更重要的是，自己对学术的认知和学术刊物编辑的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因此，把这些编后记和卷首语辑录在一起，便有了一点纪念的意义。

或许，我是适合做编辑的人。读小学的时候，自己就是班上办黑板报的绝对主力，特别喜欢在一块干净的黑板面前构思版面的安排，写写画画，乐此不疲。和文字编辑最早打交道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本应该于1967年小学毕业，但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全国大中小学的学生都在“停课闹革命”。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叫作“复课闹革命”。事实上，我1968年底才回到学校，1969年初进入中学，几乎什么都没学，1970年初，就中学毕业了。幸运的是，接着读了两年高中，尽管高中两年依然是政治压倒一切，但也还是学了一点可怜的文化知识。我所就读的武汉二中由校红卫兵大队办了一份《二中简报》。此时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已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社会上“大闹天宫”的红卫兵，而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扮演集共青团和学生会于一体的角色。我因会一点美术字，还会刻钢板，就进入了编辑部。编辑部里有几位高我一届的同学，吕子禾、张子洪，他们二位负责组稿编稿；还有一位美编，叫孙军杰。在他们三位面前，我算是个小老弟，主要负责刻钢板。每周一期，一期好几张蜡纸，经常晚上加班。他们几位家境不错，吕子禾的父亲是长江日报社的，他读过很多书，还告诉我他家里有几房屋的书，我记得当时听得目瞪口呆，吕子禾看着我的神情古怪，说：“你不信，上我家去看看。”其实，他误解了我的惊恐。我当然羡慕他家里有丰富的藏书，我更惊讶的是他们家里有那么多的房子，要知道，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住的面积还没有20平方米，兄弟四人挤在一张床上，下乡那天，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哭得昏天黑地的，我却在车厢里窃喜：终于可以一人睡在一张床上了。张子洪家里是部队的，也很爱读书，在我眼里，他特别有思想，看问题总比别人深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街头大字报上见到的国际共运史的知识碎片，在他的侃侃而谈里帮我理出了一条历史的经纬线。他们两人当时成天在书包里装着《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一类的书籍，上面画满了红杠杠，两人经常争论不休。他们的争论可说是我后来喜爱上哲学的启蒙老师。记得有一次，张子洪在我书包里发现了《安娜·卡列尼娜》，先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还看这些封资修的书，我没有作声。他又说，我也看过，别再带到学校里来了。还笑着说，难怪你的文字里总有小资情调。吕子禾后来对我悄悄地说，别听张子洪的，所有的经典作品我们都应该读。一年之后，三位兄长毕业，我就成了《二中简报》的“总编”，采稿、写稿、编辑、插图、排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每当一张张散发油墨香味的小报油印出来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特别是学会把报头和插图套红印刷后，更是兴奋了好长时间。

我本应该于1972年冬天高中毕业，可因为“反回潮”政治旋风的影响，我们一直到1973年5月，才全部到随州下乡插队。在乡下的两年7个月的时间，有近两年的时间是在水利工地上度过的。那时候，农村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兴修水利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农民多不愿意去，知识青年便成为各个生产队充人数的首要人选。水利工地上的劳动强度远大于生产队的劳动，每人每天都有额定的工作量，特别是在山上打眼、放炮、取石料，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经常发生事故。尽管如此，知识青年，尤其是男生，还是愿意上水利工地，原因很简单，不用自己做饭了。十天半月回一次生产队，领出口粮，挑到水利工地一交，生活就变得很简单，出工、吃饭、睡觉。而在生产队里，每日三餐，柴米油盐菜，事事都让人烦心。水利工地上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来自各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在水利工地上聚集到了一起，漫长的夜晚里，各式串联、交流，应运而生。1974年麦收结束后，随州上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鲁城河水库会战”，民工有数千人，我也去了。在工地上苦干了几个月后，在会战指挥部做播音员的一个女同学向“会战指挥部”的领导推荐我去宣传组做编辑。宣传组的组长姓唐，是随州唐县镇文化站的站长。报到的那天早上，他正要在五个一米见方的篾席上写“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标语。他问我：“你说，应该用什么字体？”“黑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什么？”他盯着我。“庄重，有气势。”他大概很满意我的回答，说：“你来写。”我虽没有写过这么大的美术字，倒也不怯场，拿起排刷一挥而就。“不错不错”，唐站长连声表扬了几句，又补充道：“就是劲道不足。”“没吃早饭，所以没劲。”我说。“哦，原来是肚子饿。”他的语气有些讽刺的意味。那时年轻，说话不会讲分寸，我立马回答：“下乡以来，就没有吃饱过。”“这话说过了头啊，年轻人。”唐站长的声音一下严肃起来。他把我领进宣传组的草棚里，拿出两块钢板、一支铁笔、一张蜡纸，说：“听说你会刻钢板，什么字体？喜欢用斜纹钢板还是直纹钢板？”这可是我的强项，我的声音肯定很骄傲的：“都会。”“先别吹牛。”站长有些不快了。他拿出几份稿件，对我说：“我要去区里开会，明天早上回来。你把这些材料整理一下，用两张蜡纸做出一份宣传简报，我认为可以，你就留下来。不行，你就回去继续炸石头去。”我不卑不亢地说：“油印机在哪里？印多少？”“你那么自信？要是废品，能印吗？”丢下几句硬邦邦的话，站长掉头就走了。他不喜欢我，我想，但至少今天可以不出苦力了。我翻看了一下几份材料，觉得太简单了，改稿，排版，还按规划的水库模型做了个报头，“会战简报”四个字用的是魏碑体，“鲁城河水库会战指挥部宣传组”用的是隶书，正文一色仿宋体，每篇消息都配上一幅小插图，刻蜡纸时很惬意，因为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摸过铁笔了。下午4点钟左右，我就完工了，看着两张展现我的才能的蜡纸，高兴之余又有些惆怅，觉得这个姓唐的站长是不会让我留在他身边的。

第二天早上，我很晚才去指挥部的宣传组。站长看见我，黑着脸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我说：“我在工地上打炮眼，现在休息，便过来看看。”“你们公社没告诉你吗？我一清早就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我什么？”我一脸迷惘。“我让你到宣传组来”，他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去吧，马上去工棚把行李扛来。”再返回“指挥部宣传组”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昨天的“杰作”，两张油印出来的《会战简报》，唐站长说：“很高兴，是吗？尽管我欣赏你的一笔字和排版的水平，但我告诉你，作为编辑，你还不合格。”接下来，唐站长给我上了编辑学的第一课：“记住，我们宣传组的任务就是为领导服务，报道领导的行踪，传达领导的意图，落实领导的指示。编稿、排版，都得围绕这一点来做，领导永远要占据头条、头版，不懂这一点，是要犯错误的。你看你排版的头条是什么？一对新婚夫妻的工地情怀，乱弹琴。县领导视察工地这么重大的事情，竟被你编成一条20几个字的简讯，成了报屁股。”那时的我，哪懂这一套编辑“理论”，但有一条是确定的，按此行事，便可以吃上一碗轻松的饭。轻松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考，不需要任何创造性。我得到的奖赏常常就一句话：这字，刻得真不赖。

一次，唐站长和我一起喝劣质的糠酒，问我：“到宣传组来，过得怎样？”我说：“没意思。”那天，他喝多了，开始诉说他的经历，一肚子的委屈。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舞文弄墨，样样都会，任乡镇文化站站长很多年头了，毫无出头之日。“你以为我是想做官吗？我不想。我想写一部我真正想写的作品，可我不能写、不敢写呀。你说得对，没意思。每天编这些垃圾文字，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可第二天，唐站长又严肃批评我报道领导的消息写得太简短，排版上也不醒目。望着站长的一脸正经，想着昨天他喝酒时迷茫的眼神，心想：领导，领导，究竟靠什么来“领”和“导”呢？唐站长何以对“领导”二字如此地诚惶诚恐？尽管他的内心有那么多的委屈和愤懑。当时的我，自然无法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索解唐站长人格的双重性，只是留下了一个时时向我发问的问题：编辑何为，何为编辑？

所幸的是，我没有做像唐站长一样的编辑，但几十年来，要把自己的文字铅印出来，总不免和出版社、报刊打交道，自己曾被“枪毙”的文字和许多编辑的无奈，都反复证明：权力规训唐站长的“编辑理论”，并没有消失。

十多年前，很迷恋湖北省图书馆的阅读氛围。读书之余，翻阅了许多晚清至民国的报刊，特别是系统阅读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3月11日，至1948年12月终刊，是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存有大量近现代史的资料，堪称近现代史的档案馆。从刊物编辑的角度看，自己常想：一本刊物，特别是学术性的刊物，该为后世留下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学术刊物很多，但有几种刊物能做到如《东方杂志》一样？我们今天还能容许杜亚泉式的思想型编辑吗？我不乐观。

几年下来，自己做了几本学术刊物的编辑，才深知今日编辑精神之困窘。编辑何为？曾轰动一时的《新闻编辑室》大结局里有如下的话：也许现实容不下一个堂吉诃德，但源源不断、前赴后继的堂吉诃德大集体，能传承一股精神，一个使命召唤。我还是想做个堂吉诃德。用自己手中的剑，傻傻地陪着自己环游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寻求已久且愿意践行的回答。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