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城市之列。回顾广州市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人民的开拓，也离不开中青年的进取。分析广州市经济，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居民储蓄存款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实现经济飞跃发展以及弯道超车，往往具有较高的储蓄率，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可以证实这一判断。李军（2016）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储蓄模型，利用1978～2013统计数据实证分析物价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数量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王海第、龚六堂（2007）探索了经济增长中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并兼论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在拉姆齐模型的基础上，严格论证了增长经济中消费函数的形式和长期储蓄率的决定问题，发现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人们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风险规避性倾向于进行较高比例的储蓄。刘巍（2004）对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份储蓄存款进行分析，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利率与储蓄存款具有正向变动关系，但是利率这个解释变量重要性很低，甚至不显著，降低利率并不会使存款大幅度减少。杨天宇、荣雨菲（2015）基于持久性收入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居民各阶层的持久性收入与储蓄率的关系，发现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低收入阶层的储蓄率稳定地高于高收入阶层。谢勇（2011）发现尽管中国居民储蓄的总体水平较高，但其中绝大多数集中于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并认为收入水平上升和收入差距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潘黎、吕巍、王良燕（2013）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研究居民的储蓄行为，发现“独立自我”（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即刻满足的消费目标，而相依自我（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更大长期好处的储蓄目标。Angus Deaton（1990）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做了简单总结，从家庭的角度，发现在两期消费模型里，为了实现消费平滑会进行储蓄，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的储蓄行为。李焰（1999）指出，在古典经济学中，储蓄的利率弹性是正的，即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不储。然而利率对储蓄的单正向作用从未得到完美的实证检验结果。李雪松、黄彦彦（2015）使用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房产的角度研究房价上涨对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房地产市场上行阶段，房价上涨成为推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房价持续上涨时，人们为购房而储蓄，为偿还住房贷款而储蓄，从而推高了储蓄水平。总结起来，在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研究中，收入与储蓄存款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是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一点是学者们都比较赞同的；对于存款利率以及物价水平，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再那么统一，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率与储蓄存款是负相关关系，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是正相关关系；对于存款利率的结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学者从收入差距和房地产发展情况或者其他方面进行分析。

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广州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因素，以及其与投资等因素的关系。与既有文献分析不同的是，本书把时间轴分为两段进行分析，两个阶段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析的结果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