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是不是所有理论都来自国外？以我作为一名出版者的经验，这一判断部分是正确的。我出版的理论著作中，确有很多来自国外。我的名声——如果有什么名声的话——大多来自我的理论著作出版。我从国外向美国引进理论，但我也不只是引进，我也鼓励人们进行理论写作。在这个演讲中，我将给你们介绍很多我引进的美国理论文本。我与汪晖从1998年就认识了，连接我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我们都在努力向自己的国家引进理论，他是在自己的学术著述中引用一些理论观念，我则是从国外选择一些理论著作，将它们在美国编辑出版。我编辑出版了汪晖的四本著作，现在正在编辑的至少还有一本，即他的代表性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他与黄平在编辑《读书》杂志时，也编发了我的三篇文章。

汪晖邀请我来这儿做演讲时问我，我想讲点什么？当然，最好是谈点儿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我是一位学术出版人，我可以谈点这一行业的详情，不过，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也尽量给你们呈现一个整体性的面貌，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在美国因出版文学理论和哲学著作而闻名，40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那时，文学理论刚刚开始成为学院师生的关注热点，我当时抛弃了到学院任教职的想法，决心投身学术出版，成为一位出版家。我们处身于一个文学理论的时代。对于美国年轻一代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过程，因为他们一出生，就已置身于一个理论主导文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研究的时代，但情况并非从来如此。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强调一些时间点，从编年史的角度凸显这个变化的过程。梳理这个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究明真相，而要保持面向事物真相的正确方向，我们就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图景，尤其是要有一个包括了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全局性图景，所以我也要谈到地理的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天主教礼仪中，一位教徒从少年成长为成年的一个重要仪式是坚信礼（Confirmation）。这个仪式在教徒的教区教堂举行，参加者有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一般是13岁左右的同龄人。你要按教规规定的各种仪式行事，你还要接受准备来自你们教区上层的主教的各种有关你应知道的事情的拷问。仪式中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你要从天主教圣徒的名字中为自己选一个名字。我选择了St.Francis Xavier（圣方济各·沙勿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了这个名字，我只能猜想其中的原因。我有一位叔叔，是一位耶稣会会士，另外，我对整个世界怀有兴趣，我痴迷于联合国，收集联合国发行的各种邮票，也收集世界各国的邮票。

圣方济各·沙勿略是一位耶稣会会士，耶稣会是由一些博学的教士组成的传教团体，他们在已知的世界各地旅行，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他们也来到了中国。他们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因此，他们来到中国的方式与航海时代那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探险家们一样，是从海上而不是丝绸之路上来的。耶稣会士们慢慢地融入了他们去往国家的当地社会，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在中国，他们甚至还觐见了中国的皇帝。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在13岁时就已经开始准备我的中国之旅了。

即使是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也许都知道中国有一道巨大的墙，也就是长城。我在一个农场里长大，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如何垒墙，如何在篱笆墙上安装倒刺。父亲是建篱笆墙的行家里手，而我，则一心想着如何翻越篱笆墙。后来，我醉心于寻求国外理论和文学，这促使我去翻越更多的墙，有高墙，也有矮墙。我一次次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墙，这些墙形塑了我们想象的视野，但与众不同的是，我一次次地力图突破这些视野。“所谓视野，就像一种磁引力，总是吸引我们，以图达到‘内在的超越’（按胡塞尔的说法……一种内在和外在理解的混合）。”一个人能热爱自身所处的领域，而且还想跳到这一领域的国外领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所能具有的最具生产性的动能。为了要理解理论的兴衰史，我要谈一下一位“外国”理论家，他的重要性，任何西方人，无论他如何闭目塞听，都是无法否认的。我指的是黑格尔。保罗·德曼说过，历史上还没有一位老师，像黑格尔这样，有那么多忠诚的学生，一生致力于否定他对他们的重要性。

在这个演讲中，我将向各位谈谈我涉足理论工作40年所获得的意义感，我是在黑格尔的“帮助”下来理解我过去的工作经历的。黑格尔说，我们不是通过前瞻性的方式，而是回顾性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们正处于生活之中时，它看起来像一团乱麻，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开始变得聪明起来。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说过：“对于黑格尔来说，理性（在他最喜欢用的Vernumft而非Verstand的意义上）用他的话说，就是‘给偶然性某种必要的形式’。也就是说，理性的工作是将系谱学家指为偶然性的材料整理为某种规范的形式。那么，在黑格尔这里，理性的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相反，系谱学解释的可能更是强调了理性这一特定功能的必要性及其所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后来——也只能是在后来，萨特（Jean-Paul Sartre）在被占领期的巴黎，在另一种语境下，谈到生活的时候指出：“我们的时代需要得到解释，任何人都再也不能让我们的时代不被解释了。”（见萨特《什么是文学》）我这40年中出版的一些书籍，曾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些反响，有的甚至还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对我而言，最初要出版这些书的动机已模糊不清。它们就像我兴之所至而捡拾起来的石头，帮我涉水渡河，我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帮我登岸，抑或让我沉落水底。我的一位作者，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在回顾其长达40多年的女性主义活动时曾说过，她所从事的这些活动，“不只是受单个驱力推动”，而且受集体性的、多层面的驱力推动（参见《蝴蝶政治学》）。

当然，更早的时候也存在理论，但我这里所谈的理论大约开始于1966年。为什么我能这么准确地将时间确定在这一年？也许我也不必这么确定地坚持将时间定在1966年，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所关注的一系列全球性的变化，出于各种原因，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中期。这让我想起了诗人拉金（Philip Arthur Larkin）一首名叫《大吉之年》（Annus Mirabilis）的几行调侃性的诗：“性交开始于/1963年（对我来说有点晚）/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解禁/甲壳虫乐队第一张大碟发行之间。”也许，我并没有太迟，而是恰逢其时。那是一个现代理论诞生的恰当时间，不能再早。1966年前，在大学人文学科的院系中，理论这一词并不那么经常使用。我也是在那段时间前后去芝加哥大学求学的。芝加哥大学傲称自己与美国东西海岸的著名学府卓然不同。是的，我们是不同的。芝加哥曾是一个新城，重建于1871年10月那场大火之后，以钢铁冶炼和铁路著称，思想观念上也独树一帜，想通过重回古代和将亚里士多德重回当代生活而重新激活西方文明。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一个新亚里士多德思想学派，并发布了自己的理论宣言，他们讥笑东部那些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艾默生和威廉·詹姆斯的门徒们，说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理性的论辩”，没有能力将其论点“条分缕析”（参见Wayne Crane，Booth）。

我在芝大的老师以亚里士多德和理论为荣。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在1972年说的一番话。他刚去得克萨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回来，他在我们班上说：“你们能想象吗？所有那些文学教授竟然对文学理论毫无所知？”他不禁长叹。

美国东北部的常春藤学校都非常保守，不愿意发展创造性的项目。它们都像大腹便便的贵人，满足于自己的养尊处优。芝大还需要证明自己。藤校都太老了，大多比这个国家还古老，而且常常拜倒在金钱之下，成为金钱的奴隶。南北内战后建立的学校，如芝大则不同。另一所境况类似的学校是位于东海岸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能成为今天所称的理论的发源地，并非偶然，它一直有个传统，就是聘用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来任教。芝大是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试验成功的学校，1942年12月2日，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在一座足球场的看台下，成功进行了首次核链式反应试验。霍普金斯大学则是由德里达引爆，在人文学术领域威力不逊于核裂变的理论变革的学校。正如我在一开头所说的，理论往往来自国外。巴尔的摩——就像芝加哥一样——是通过“哲学回到文学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理论的出现之地［Rodowick，《理论的哀歌》（Elegy of Theory），第151页］，它成了一群具有活力、充满精神魅力的外国人——这次是现代法国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登陆美国的理想输入港。霍普金斯大学是掀起一场完美风暴的理想场所，而法国人则是挑动这样一场风暴的理想人选。法国人是理论的完美进口商，因为长久以来，法国人具备某种美国人（这里也包括英国人）所缺乏的特质：一种笛卡尔式的、用几何式的准确性去分析事物的能力。1950年代，在艾略特（T.S.Eliot）、理查兹（I. A. Richards）和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纽黑文的新批评群体的引领下，英语世界的文学研究盛极一时，但由于艾略特式的崇英和南方农民式的固执，其效果并不彰显。那么，就有必要寻找去教育大量出现的、我们现在称为“婴儿潮”一代学生的新观念。这些学生中的有些人已对新批评感到厌倦，再也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新批评已将想象性的文学精心锻造成了盛放济慈（John Keats）、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拜伦（Byron）遗骨的精致的瓮。当时，遍布全国的几乎所有大专院校的行政大楼之外，都在发生学生骚乱。为了平息暴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很多时候都出动了国民卫队，国民卫队中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愤怒的年轻士兵有时候在暴怒之下会失去控制，向在行政大楼外游行抗议的同龄人射出子弹，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倒在了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校园中，留下了可怕的一幕。受过半吊子教育、对世界地理几无知识的年轻人被征调入伍，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一个被神经兮兮地叫作“多米诺理论”的观念而出生入死，去与出没于瘴雾重重的丛林中的亚洲人生死相搏，也去与国内年轻的美国人对抗，这些年轻人像神秘莫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样，内心也处在一种难解的“悖论”之中。法国思想家确实有某种说法，可以交给美国人，用以指称他们在越南所陷入的困境。但在美国年轻人吞下法国灵药之前，他们还得再承受更多的伤害和苦难。1964～1966年，越战还在继续，美国年轻人也开始抗议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夸下海口，说能结束战争，但他却食言了，且在战争中一再受辱，只能黯然下台。不可思议地，继任者尼克松总统和他最主要的幕僚基辛格仍秘密地决定继续这场战争，并还要扩大它。他们表面上在说要结束战争，私底下却扩大了战争，让情况变得更糟。在我看来，这就是60年代中期开始的理论转向动力背后的历史原因。我还记得，1970年5月发生了（美国和南越）对柬埔寨的“入侵”（Incursion）事件。Incursion是一个语义模糊的词，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就是对真相的掩盖。

也许，法国人之所以能在巴尔的摩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在越南的奠边府（1954）和阿尔及尔与阿尔及利亚（1962）都打了败仗（这可能是我大胆的联想）。他们由此有了重新修订笛卡尔曾教给过他们的理论技巧的经验。有理论思维能力的法国人具有一直以实用见长的美国人所没有的东西。杰出的思想家皮尔斯在美国被边缘化了，最终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解聘，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成了美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不过他引导下的美国人的思想似乎并不够尖锐，有时候还比不过越南人。德里达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会议上成为明星的。这似乎有些富于讽刺意味：别忘了，他可是个pied noir（“黑脚”）——一位在法国放弃的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人。在霍普金斯会议上，德里达教育那些认为他们能在南越获胜的美国人说：维勒将军（General Earle G.Wheeler）和韦斯特莫兰德（William Westmoreland）的计划必定会失败。为什么？那是因为，德里达在巴尔的摩的演说中说：“总体性是……无用并不可能的……因为大地的本质……排斥总体性……不是它太大了，而是因为其中失去了什么东西：一个能发现和捕获替代性东西自由呈现的中心。”替代什么呢？替代军队吗？［参见Richard Macksey和Eugenio Donato编《结构主义争论：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 of Man），第260页］

理查德·罗蒂曾指责学院新左派没有在这一时刻承担起该有的智力上的责任，讥笑他们成了“理论主义”的俘虏，热衷于“给这个体系命名”［参见罗蒂《反对老板》（Against Bosses），第31页］。这是有意思的想法，但我并不买账。尼克松/基辛格的邪恶二人组实际上并不仅仅将新左派，而且也将整个社会都拉到了煤气灯下。我们都全面性地失魂落魄了（Stanley Cavell语）。我们投出了我们的票，但我们的声音被偷走了。

“当法国人登陆巴尔的摩的时候，就好像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碰撞在了一起。”安古斯·佛莱彻（Angus Fletcher）是参加那个历史性会议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对我说：“从会议的整个氛围中，你能感觉到，与会的所有学者都同意，这是文学理论在美国开始的时刻。我们都记得，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人都一直在迷惑美国人。这是随利奥塔而来的后现代时尚的开端。这让我想到了华兹华斯用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话，‘清晨醒时，喜乐吉祥。年轻真好，宛处天堂！’”

如果大家有一点关于美国地理的基本概念，应该会更有帮助。理论在巴尔的摩市登陆，巴尔的摩市在美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巴尔的摩或纽黑文这样的港口城市登陆，理论就可以很快在美国心脏地区的核心区，即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这样的城市扎根落户。17世纪曾去过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赫纳平（Louis Hennepin，1640-1701）也曾来过明尼苏达，并发现了圣安东尼瀑布（the Falls of St.Anthony）。1981年，我和我的合作人最初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系列时，理论并不是我们整个计划中已确定的部分，但1983年，我们出版了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下来，我会解释我们在明尼苏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选择出版书目时，曾出现过什么样的争议。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些书？我要说，选择出版这些书，都出自我的一个愿望，我希望它们能帮助我们突破禁锢我们的、由各种规矩和学术上的舒适感构成的藩篱，推倒筑在我们面前的篱笆和“长城”。现在我可以讲出我的这些感受，但在当初，当我开始做这些工作时，我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楚认识，这是“事后之明”。回忆往事，我也免不了以个人的经验为中心，我希望不要给人以我在夸大自己的印象。我希望不要留下这样的印象。所以，回想往事之时，我觉得自己像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猴王孙悟空一样，总是在惹麻烦。我希望是这样。

谈到我在理论出版中所起的作用，就要先从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1983）谈起。自约翰·霍普金斯会议之后，美国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像春雷横扫平原一样，势不可挡。特里·伊格尔顿看起来像一位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出版市场也有相当的尊重。他的这本书好像是专门为市场定制的，英国的布莱克威尔斯（Blackwells）出版公司将这本书交给我的时候，我就马上认准了这点。当然，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当时，我与我的同事高兹齐（Godzich）和苏尔特-萨瑟（Schulte-Sasse）在一起工作，我们都预见到了易变的图书市场将会发生某些重大变化，我当时能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买到伊格尔顿的书，可能主要原因还是他之前所有的书都卖得太差了，所以，在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他的《文学理论导论》之前，我就能买下他的书。这是一本关于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八卷本小说《克拉利萨受奸》（The Rape of Clarissa）的批评之作，理查森的小说写的是关于一位贞洁的年轻女性的故事，出自一位打印店老板之手，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促销他的信封和文具。在小说出版的时代，读者趋之若鹜，但到现在，你要读到文学博士，去做相关研究时，才可能有耐心保持读下去的兴趣。正如笃信宗教的理查森要促销他的生意和鼓励美德一样，布莱克威尔斯出版公司和伊格尔顿教授出版这本批评之作也是为了促销和鼓励美德，只不过他们要鼓励的是社会主义美德。出版了这一本书之后，作为出版行业的惯例之一，我获得了伊格尔顿教授的下一本书：《文学理论导论》的首选权。我想，当时别人肯定以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太小了——我们确实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我们可能认识不到，我们手里拿到的是一本会怎样大卖的好书。

当然，这本书本身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本关于文学理论的书，它是一个“产品”。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多数比较理论化的人都不把自己叫作理论家。他们不“做理论”——“做理论”太吓人了。关于这本书的争议点在于，这本书想要说的和已经说出来的之间存在的裂隙。它就如麦当劳餐厅卖的巨无霸，更确切地说，是麦当劳的特制酱料被发现的那一刻的巨无霸。我应该对伊格尔顿教授表达更多的谢意：我之所以能出版那么多真正富有争议性的著作，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非理论性的，并能将学术世界中能够被谈论的边界往前推展（我们做得最好的时候是如此），完全有赖于我在不是刻意地为了去争取那些崇高目标的情况下，出版了他的这本书。

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我从来没有读过有关伊格尔顿此书的评论，直到不久前，为了准备这个演讲，我才查看了一些。因为我知道，评论不会好，而且，我也认为这本书不值得有好评。这是一本机会主义的书。沃拉德（Wlad）、乔琛（Jochen）和我都知道我们手中握有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这本书会成功，我们也知道它会成功，这本书是一本肤浅之作，而要成功，就只能在事物的表面肤浅地滑动。然而，这本书是有用的。像我说过的，它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把人名拼对了。这是文学理论市场的第一本书，伊格尔顿写得匆忙。时间确实是关键的，而不是洞见和深度。

伊格尔顿有两个关注点：文学和政治。相比较文学，他其实更关注政治，他花费了大量笔墨以追寻他所说的正义。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表达了某种与本雅明刚好相反的立场，对于后者，他也曾写过一本书，同样是下笔仓促，把握不尽然准确。本雅明曾有言，他喜爱的文学首先要在文学上站得住，才能去谈它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本雅明说：“一件文学作品，只有当其在文学上恰当的时候，在政治上它也能获得正确的趋势。”（参见《作者作为生产者》，载《本雅明文选》第二卷，第769页）伊格尔顿是一位政治正确的鼓吹者，在他看来，政治应该胜过文学（与卢卡奇一样），他宣称“文学的死亡”有助于唤醒英格兰。代替文学的，他很好心地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这很像斯蒂芬·科伯特（Stephen Colbert），为了取代真理而提出“真理性”一样（这里，伊格尔顿其实又误用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概念）。

我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在出版这些系列著作时，我们三位编辑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有关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个争论上能和平达成共识，为我们的共同合作奠定了基础。苏尔特-萨瑟是“ideologiekritik”（意识形态批评）的推动者，“ideologiekritik”是在西德出现和流行的思想潮流。［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戴维·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文学体制的转变》（Transformations of the Literary Institution），载戴维·威尔贝里（David Wellbery）主编《德国文学新史》（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2-897页］。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乔琛不同意我提议的将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一本书放入这一系列时爆发了出来。姚斯是西德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曾被彼得·伯格（Peter Burger）激烈批评过。乔琛说，如果我们出版了姚斯的书，东德的一些朋友就会提出反对意见，有些潜在的作者也会拒绝在我们的系列出版物中出现。我跟他争辩，认为不必过于追求意识形态的纯化，要容忍某种多元化。沃拉德支持了我。如果当时我不能说服乔琛接受我的美国式的多元主义，我们的系列出版物当时就可能寿终正寝，而不会走得那么远。

我们在明尼苏达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来呈现伊格尔顿。我们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系列专门设计了一种特别的版式，使我们有机会将这些书推荐给读者，让他们面临挑战，可以批判性地阅读这些书籍。我为伊格尔顿的书专门撰写了导论，但他否决了我们将这一导论放入书中。另一本我们出版前磨了多年——至少两年——的书是让-佛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

让-佛朗索瓦是经由萨姆·韦伯（Sam Weber）介绍，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我们意识到了“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这一说法会成为问题的危险，这一术语其实会给思考带来障碍。那么，这本小书的书名和内容如何能恰当地表现它成长于斯的加拿大魁北克的政治语境，以及它之所出的利奥塔庞大的哲学写作体系呢？因此我们坐了下来，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和讨论这本书的问题。我们的系列书也在继续出版。有关这一系列书的各种闲言碎语也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来打探，想要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威斯康星大学杰出的文学教授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有一次给我打来电话，严厉地追问我：“现在请你告诉我真相。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共产主义者吗？为什么你会出版一本法国人为教育加拿大人而写的关于政治状况的书呢？”

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主要是基于萨姆·韦伯和沃拉德的判断。萨姆不久就会加入明尼苏达大学，受聘成为雇员，在未来几年，利奥塔继《后现代状况》之后，在我们的系列出版物中出版了不少其他专著，包括《分歧——争论中的措辞》（Le Differend：Phrases in Dispute），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理解利奥塔的著作和许多其他著作。尤其是“分歧”（differend）这一概念，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为什么像“后现代状况”这样的说法能在那么多不同的地区被那么多人用得如此得心应手的原因。正如利奥塔自己在《分歧》一书中所写的：“并不存在什么程序，由大家一致同意批准并在必要时修改的规范界定，从总体上建立一个观念的客体的现实。”（《分歧》，第5页）

现在看来，伊格尔顿的书像是一本将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引入全球先锋文学研究版图的开山之作。当然，一本最终销售了25万多册的学术畅销书肯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东西。不过，在明尼苏达，我投入最大热情，也为明大出版社在文学理论界赢得真正声誉的，是保罗·德曼的《盲见和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当年我在写有关拜伦的论文和学意大利语的时候，曾在雷根斯坦恩（Regenstein）图书馆阅读过一些杂志，这些杂志在当时的欧洲知识界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阅读这些杂志时，还没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结构主义争论的会议的消息。意大利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如恩贝托·艾科（Umberto Eco）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视野上广收从法国到苏联的众家所长，非常广博。德曼在70年代初从耶鲁转聘芝大，在芝大开设讲坛，听者蜂拥。他讲演结束后，我曾与他长谈数小时。正如我所言，在芝加哥，我们有理论，但现在眼前就来了位新理论家，他比亚里士多德和塔索都更具当代性，还夸口说要对经典作家进行重新阐释。

当我到明尼苏达大学去教书，然后又调到大学出版社去工作时，我遇到了高兹齐，我们很快与苏尔特-萨瑟一起，达成了出版“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丛书的出版计划。沃拉德在耶鲁时曾与德曼共事。我在某个场合获知了一个重要消息，牛津大学出版社已宣称，德曼的《盲见和洞见》已“无限期地缺货”了，我马上做出了反应。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在犹豫是否重印这本书，我想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什么好东西。

要记得，当时的美国和英文世界对文学理论，尤其是像德曼那样，被哲学高度浸染的文学理论，抱有的敌意是非常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丛书还有10～15本书等着出版，为了加快出版速度，我尝试去寻找一家英国出版商，与我们合作出版这套丛书。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几乎没有能力在北美之外出版书籍。因为这个机缘，我得以见识了英国对我们所做的事抱有多大的敌意。当时，多家有合作意向的英国出版商向英国的著名学者发出了咨询信，收集他们的意见，这些学者异口同声表达了否定意见，而且，他们不仅进行了否定，其中有些评论者还对我们出版的书口出恶言，有一位评论者特别提到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根本不是什么‘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不过是个乏味、自大的青年人的误导者，在巴黎左岸之外，无人能识。依我看，我们应该将其拒之国门之外，无论是他的著作，还是他这个人本身！”想想敌意有多重！但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对利奥塔深厚的敌意并没能终止他的学术生涯，当然，更没能阻止《后现代状况》产生某种强烈的“分歧”效果。

哈佛大学聘任我，是因为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理论书籍所获得的成功。在决定是否聘任我的面试中，面试我的先生看着我的出版目录，对我说：“我不知道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但我希望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目录中有这类书！不要再出斯宾塞的脚趾之类的书了！”众所周知，哈佛是美国最保守和不缺钱的大学，当然，哈佛也是一块很大的商业招牌——就像迪士尼和苹果一样。我之所以被聘用，是因为我有了一个业绩记录。如果我在哈佛从助理编辑做起，那么，我的才能（如果我还有一点的话）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发挥。事实上，我被哈佛聘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确证，证明伊格尔顿声称要反对的那个权力体系——资本主义的强大。更有甚者：我现在有能力与以别样的角度去理解我的过往经历，也在证明黑格尔的说法的正确性，那就是，后顾式的理解方式必定打败前瞻式的理解方式。

当阿瑟·罗森塔尔（Arthur J.Rosenthal）想聘任我时，他并没有过多地跟我说来哈佛的好处，也没有用什么奉承话来恭维我。他只是让我坐下来。我坐在那儿，考虑着如果我将我计划中的书印制出来，并加上哈佛的标牌，使用哈佛的资金，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很简陋，也很穷，我们的办公室偏处校园一角，处在谷物升降机和足球场的阴影下。对于那些了解的人，我出版德曼的书表明了我的某种趣味。而对于那些不了解的人，诸如“资本主义和精神分析”之类的标题，以及伊格尔顿的书所飙升到的销售记录，则是我编辑水平的证明。如果阿瑟没有特别指出我在出版具有理论野心的书籍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哈佛大学评议会特别委员会的那些杰出学者们可能会对我不屑一顾。当时，我并没有了解到这点，我那时自认为自己可能是出版界的奇才，幸运的是，我只知道低头耕耘，并没有考虑更多的事。而且，更幸运的是——哈佛毕竟是哈佛——我周围有足够多的人提醒我，我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所以，我没有更加头脑发热，我也从没有忘记，如果我想取得什么成就，就得一直努力和奋斗下去。

然而，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保罗·德曼——这位对于我探索未知之路具有特殊意义的学者，在1983年去世了，可能我们两人预先都没有想到，他最后给我遗留了一个大任务。他去世时，我想到了一个出版他散轶文章的想法，我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同事就委托我去收集和编辑这些文章，尽管当时我已调到哈佛。德曼去世前，曾去过亨利·基辛格在哈佛待的同一所学院，我受命给这本文集写一个导论，但我最终把这个导论写成了一个德曼的小传，起了个标题，叫“保罗·德曼的生平和著作”。在给这个导论起名时，我耍了点小聪明，卖了个小关子——就像我喜欢的孙悟空一样——因为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者都不屑于去探索艺术家或思想家的生平。福柯曾断言：“作者已死！”我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挖掘德曼的生平，还将其撰写成文。在撰写德曼的小评传时，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我了解到了本雅明的著作——我当时对本雅明的写作还一无所知——对德曼思想的重要影响，就是使他从思想上摆脱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海德格尔的钦服，转向了本雅明。在他1967年前后摆脱海德格尔影响前，德曼的写作中到处都充斥着海德格尔式的概念和语言，当然也可看出他在黑暗的森林中寻找庇荫之所，并意图在黑色的土地上播下种子的努力。在阿伦特和桑塔格那里，我已经看到了学习了解本雅明的明确鼓励，而正是漂泊不定的（vagabond）德曼最终让漂泊不定的本雅明成了我无法逃避的人。

替我为出版本雅明著作铺平道路的是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的《红唇印迹：二十世纪秘史》（Lipstick Traces：A Secret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但在我讨论本雅明之前，我得先谈谈德曼如何为我铺好了通往马库斯的路，而马库斯又为我铺好了通往本雅明的路。理论之路总是充满曲折和小岔道。我们这一按时序/地理空间方式重建理论之路的方式最好用黑格尔的一个概念“Erinnerung”即“回想”来加以概念化。“回想”能为过往的经历开启光亮，使得一些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具有了必然的特质（关于这一话题的论述，参见罗伯特·布兰登），正如我在谈理论之路这一话题一开始想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一名字，然后一路说下来一样，中间需要找到联结，因为在很多别的情形下，圣方济各的名字并不能产生什么意义。

但我沿着“理论之路”，从德曼到马库斯到本雅明一路下来，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和基于个人经验的做法。德曼将否定，或者如我所言的，“非一致性”作为其思考的基本要素，在我写的《保罗·德曼的生平和著作》（见保罗·德曼著，林赛水编《批评论文：1953-1978》第9～91页）中，我也将其作为了核心要素。卡莱尔（Carlyle）称其为“永远的不”。因此，当我有机会考虑出版格雷尔·马库斯的《红唇印迹》时，我就很有兴趣看看他是如何扩展和深化，并具体展现德曼以哲学的方式处理的问题的。看了马库斯关于Sex Pistol乐队1978年最后一次在旧金山演出的故事的叙述，我可以将我的双手放在我跳动的否定之心上了。是的，我有这样一颗心。

因此这本书打动了我——它是精致敏锐、翔实具体的，但它能打动哈佛大学评议委员会的那些委员吗？我无法预测。我手头有两份关于这本书的精彩评论，一份来自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克拉克（T. J. Clark），另一份来自西蒙·佛利斯（Simon Frith）。我手上还有一份来自杰姆逊（Fred Jameson）的评论，他讨厌这本书。了无新意，这是他的评价。杰姆逊那时似乎已可称“后现代先生”（Mr.Pomo）或“后现代教授”（Prof.Pomo）了，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一系列有关后现代的论文，另一方面也受益于他应我之约为明大版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所写的序言。但我最终没有接采纳杰姆逊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他对后现代（所有后现代都是好的）和大众文化（所有大众文化都是好的）的看法太过简单了，他没有受过否定之鞭的鞭打，按马库斯的说法，这些鞭打在他身上留下了伤痕，就如十字架上受刑的耶稣受罗马士兵的鞭打，在背上留下了鞭痕一样。马库斯不遗余力地揭示搅动着当代文化的否定主义。［关于杰姆逊的看法，特别参见霍华德·汉普顿（Howard Hampton）的相关分析］

在决定是否出版马库斯书的评议委员会会议上，一位声望卓著的委员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马库斯只是一位记者，而不是一位学者。评议会上发生的论辩不仅挽救了马库斯的书，而且也为我出版本雅明的书铺平了道路。那次评议会的争论过程中，面对攻击，伟大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起来为马库斯挺身辩护，他说：“那你想说什么呢？难道你只是因为马库斯是一位新闻记者就反对出版他的书吗？我也曾是一位记者，为《财富》杂志和亨利·鲁斯（Henry Luce）工作了不少年。说实在的，马库斯先生的任何一篇文章我都不愿放过。”通过这次会议，我就获得了允许，新闻记者的著作我也可以出版，只要它们是天才之作。

反对在哈佛出版本雅明的理由与反对马库斯的别无二致，那就是：我们只出版学者写的专著、专题论文或论文集，也就是真正的书。由于关于马库斯书的争论已获得了圆满解决，我们在考虑出版本雅明著作的时候就开放多了，但本雅明的问题是，他的著作数量，一卷卷的文章和笔记，太多了！但在我个人，我担心本雅明的真正问题——在核心上——是他没有那么重要。除了阿伦特和桑塔格这些怪咖之外，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他本人非常怪异。我用来说服评议委员会的理由是，只有读者读到本雅明足够多的著述，人们才会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在哈佛大学出版社，阿瑟·罗森塔尔所做的工作是用强烈刺激的方式在哈佛的生活中带来新的元素。阿瑟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带来的是电击休克疗法。而我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却并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曾对一位专精蚂蚁研究的昆虫学家的工作很入迷。那位教授名叫威尔森（E.O.Wilson），写了一部关于小小蚂蚁的大论文。罗森塔尔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他以夸张的方式出版了威尔森的著作，并被《纽约时报》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报道。你可能听说过哈佛，其实哈佛无人不知，但很少有人——事实上几乎没人——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直到阿瑟出版了威尔森关于蚂蚁的长篇大著。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对我而言，任何能如此作为的出版社都不会坏到哪里去。感谢阿瑟，我得以像他对待威尔森的蚂蚁那样来处理瓦尔特·本雅明——一个没有希望的“小呆子”，或者如阿伦特所称的“小驼背”。

谈到“理论之路”，到这儿情况又变得复杂了一些。因为我们在争论出版本雅明的书时，争论的难点是要出版许多卷他的笔记和随笔，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是一位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此时又救了我，又一次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得以进行。他告诉我们，如果本雅明是一位理论家，他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写作，将他的观念压缩起来，出版者就能出版他以更简约的表达方式写成的专著。但他是一位批评理论家，他是在与千百万种与自己的观点的交锋对抗中表达出自己的理论的，这种理论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他的理论与黑格尔的截然不同。本雅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先例，说明理论之路可以怎样曲折不平。在这个演讲的一开始，当我开始谈论这一问题时，可能会给人一种感受，好像我是将理论当作铁板一块的、整体性的，以某种“日耳曼式的”神秘的措辞表达的东西。本雅明当然是德国式的，他的写作也曲折神秘，但不是黑格尔的系统方式。它们如爵士音乐家的即兴演奏。在丹尼尔·贝尔的帮助下，我让评议委员会开了张空白支票，到今天为止，我们已出版了本雅明3000多页的著述，它们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在现时代的荣光，这一荣光的皇冠是刚出版不久的本雅明的传记。

继续沿着这条理论之路走下去，我们认识到，理论不是千篇一律，只有一种形式的，像德曼在《盲见和洞见》中的某一篇论文一样。由于有了本雅明，我们看到了，理论表达的每个部分不必都出自单一、内在和绝对的原则。2405067

在芝加哥大学，理论意味着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他的观念的诡计中。但当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被理论家和诗人重新激活的时候，诗人教育理论家说，他们应该向新的经验和新的世界（Grafton）开放自己，因为在那个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已开始向印度和中国进发了。

我们这个理论的时代在1960年代开始的时候，看起来，理论都来自国外，尤其是欧洲，它们不是美国或亚洲的，它们看起来似乎总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写成，而且是由白种男人而不是有色人种写成的。但从60年代过渡到70年代后，理论工作转到了黑人的手里，像法农（Fanon）、詹姆士（C.L.R.James）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等，而且，女性也开始在理论舞台上出现了。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谈一下我合作过的两位女性理论家，她们是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和帕特丽夏·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谈谈她们的三本书：《女性主义正义》（Feminism Unmodified，1978）、《蝴蝶政治》（Butterfly Politics，2017）和《种族和权力的炼金术》（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1992）。然后，逛了一圈之后，最后回到了我13岁时就已设想好的终点：中国。2003年，我出版了汪晖的《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2017年，我又出版了王德威的《现代中国文学新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