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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东方主义与“未来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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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和哲学(或者思想、理论)本来是人类智识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不可或缺。然而,自现代人文学科于十九世纪末形成以来,语文学和理论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解不开的瑜亮情结。语文学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内的霸权地位的丧失和它的彻底衰落,与东方主义理论的兴起有直接的关联。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和语文学家们,尽管有卓越的成就,但都受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文化批评家们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批判,被当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至纳粹分子或者其帮凶。同时,在这股批判东方主义和语文学的大潮之中,总有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语文学家之天敌的文学理论家们,自愿与语文学家们为伍,时不时地站出来为语文学背书。从德曼于1982年发表“重回语文学”一文开始,这三十余年间美国学界对语文学的讨论和倡导连绵不断,各种名目的语文学层出不穷。若要在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与语文学的回归之间建立起一条双方可以互相信任和接受的中间道路,其间还有很多情绪上的和学术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即使是想要使语文学再次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的和首要的学术方法,语文学家们不但要继续努力地哲学化语文学,而且要把语文学的设计做得更好,更适用于当代人文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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