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世界总体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其间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格局突然瓦解并向多极体系演变，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世界经济中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世界格局的变动造成的发展环境改变，对其区域合作的发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欧盟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确立所带动的全球经济区域化潮流，被认为是东盟迈向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原因。然而，1992年东盟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宣布的一体化目标，即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这一计划，根据前述的Mattli理论，只是东盟国家对区域一体化外部性的一种应对措施。外部环境变化并不保证这一进程能够得到有效推进。从东盟自贸区计划提出后东盟内外学者对这一计划提出的原因以及其对东盟可能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和预测看，乐观的评价较多，但也有些学者对于东盟各国政府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以为然[2]，因为“AFTA缺少一种使各成员国就市场分权和政府干预程度达成一致的保证机制”，也就是说，各国在合作中的博弈困境没有适当的解决机制。按照区域一体化理论，AFTA的前景十分暗淡，但经过10年的努力，AFTA于2002年1月1日在东盟6个老成员之间如期建成，尽管在增加区内贸易方面AFTA并没有产生让人激动的效果。目前，AFTA仍在推进之中，随着四个新成员陆续加入到AFTA计划中来，包括10个成员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按照计划将最终建成。 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运用第一章建立的分析框架，对AFTA的发展动力做出解释。第一节主要分析AFTA计划基本框架及这一计划出台的背景；第二节主要分析AFTA得以推进并在东盟6个老成员之间建成的动力。为此，第二节的分析以1997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为界限把东盟建设AFTA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剖析了在这两个看似连贯的时期东盟国家推动自贸区建设的动力转变及其原因。第三节则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