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处理的是民生公司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抗战军兴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由一个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变成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政策上多有变化，加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动员与控制，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人心浮动，而且经营受到资源短缺、兵差等严重干扰。第四章讨论的是在内外环境变化时，职工个人、公司集团、国民政府三方面分别如何行动，调整多方关系，又形成了何种结果，并在最后对民生公司战后的状况及其原因 做了简要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