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数据库

夫人：

给您写这封信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回答您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很少有经济学家能预见到已经到来的金融危机；其二，是对提姆·柏斯里（Tim Besley）和皮特·亨尼斯（Peter Hennessy）两位教授今年7月22日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我们也在某些观点上与柏斯里和亨尼斯教授保持一致的看法，并将它总结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全面分析是相当不充分的，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学家在自身训练或文化方面存在的缺陷。

他们在信中明确提到了“一些最好的数学思想”包含在对风险管理的研究中，但是“他们经常会失去对更远战略的视野”。许多人都相信，“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的创新”，风险已经被安全地分散了，并且“从实质上已经被消除”了……“没有比这更适合来说明这只是痴人说梦罢了……并且所有类型的政治官员都深深地对市场化着迷”。他们总结道：“虽然有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未能预计到危机发生的时间、蔓延的程度、发展的深度以及相应的对策，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内以及国际上许多聪明人集体思想的一个错误，未能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所存在的风险。”

除了在信中提到的诸因素，我们认为部分责任也应该归咎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领导力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一些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也经常表示在最近几年，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变得与真实世界中的制度与事件差之千里。（我们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关于该问题的抱怨。）

1988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针对全美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在刊于1991年《经济文献杂志》上的一份决定性声明中，该委员会表示担忧在未来“研究生课程会培养出一代只知道技术技巧而完全对真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白痴专家（idiot savants）”。

至今为止，我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还是太少了。结果是，一系列技术狭隘形式的先入之见现在在全世界大多数经济系日益地流行起来，显然也包括英国在内。

柏斯里和亨尼斯两位教授的信中并未考虑到对数学技术（超越了真实世界的实质）的偏好怎样使得经济学家不再关注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整体。信中的内容既不能反映人们钻入狭窄领域进行专业化研究的疯狂，也没有反映出综合想象力方面的任何损坏。比如说，信中对经济学家所在权威机构现有教育中对心理学、哲学、经济史知识的遗漏和忽略是漠不关心的。信中既没有提到令人高度质疑的普遍“理性”假设，也没有提及“市场效率假设”，而这两者皆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广泛推崇。而且信中也没有考虑到经济学家如何痴迷市场，以及诸多经济学家是怎样过于简单和不计后果地四处兜售市场化的提议。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由心理学、制度结构和历史方法引导的专业智慧。这正是那些在为政府部门、银行、商业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显得非常不足的一点。对于那些关于全球金融体系中潜在的不稳定的非量化的预警，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我们相信经济学家狭窄的训练——集中于数学技术和无节制地构建形式化的实证模型——是经济学专业内非量化预警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缺陷又由于许多顶级学术期刊和经济系出于私利对数学技术的推崇和倡导而越发严重。

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文献或历史习得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可能不能用正式的数学模型准确地表达出来，但又是经济学正规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它已经从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学研究生项目中消失了，即使在英国主要的经济系中也难觅其踪影。

模型和技术是重要的，但是鉴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的是更广泛的、更加关注真实世界的模型和技术，并且需要更多地关注历史、制度、心理和其他高度相关的因素。

总之，柏斯里和亨尼斯两位教授的答复忽视了一个问题，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企图将经济学变为一种标准的训练，一种脱离真实世界的训练，他们在不断地推进非现实的假设，因为这些假设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完美的市场运行理论。

我们在以上部分提出了其他需要关注的因素。作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公民，我们想要提出这些可能会困扰经济学专业未来发展的问题。不幸的是，现在我们只是少数派，我们期待女王陛下会对这些问题及其可能的原因有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您最谦卑和忠诚的仆人

Sheila C. Dow

斯特灵大学经济学教授，著有《货币、经济过程及经济学方法论》

Peter E. Earl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著有《企业经济学：一个同时代的方法》

John Fo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