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因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而被认为是经济学之父。这本书得出了一些令人惊愕的、近乎不可思议的结论。其中的一个结论是，在单个家庭或者企业层面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带来的是能让社会整体实现最优的总体结果。换言之，“看不见的手”是仁慈之手，竞争为优，贪婪为善。

在斯密的肩膀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得以建立，它们构成了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看上去很漂亮的最优化经济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嵌入一个唯一的、静态的、有效的均衡状态中。它们包含安排好的、理性的预期。由此得到的社会经济模型的动力学就是典型的牛顿式的，类似于牛顿的钟摆的阻尼谐运动（damped harmonic motion）。

毫不奇怪，用于推导和解开这些模型的数学技术也是直接源自理论物理学。为了向物理学靠拢，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也明显是演绎法。这就使得宏观经济学这个稚嫩的学科（或许它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建立在最优化的基础之上，给人留下严密、可靠的印象。微观基础模型不仅简洁、美观，而且更适用于考虑了卢卡斯批判的政策分析。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些基础看起来不再那么牢固。金融和其他部门盲目的竞争没有更加广泛地增进社会福利；过度的贪婪从来不是什么好事；“看不见的手”如果力量太大的话，可以证明是有害的、凶恶的，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收入和产出最大的损失。单个企业以及企业中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让社会更加贫困。

危机也暴露了带有唯一静态均衡和理性预期的经济学模型的潜在不足。这些模型没有搞清楚各种极端的宏观经济事件，比如危机、衰退和萧条，这些事件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行为人的预期在情况不妙的时候完全不是理性的，反而受到芸芸众生的恐惧或者无知的驱动。危机中经济的表现更像是仓库墙上下坠的稀泥，而不是牛顿的钟摆，它的运动是有机的而不是和谐的。

因此，是时候反思一下经济学的基本元素了。这种反思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斯密写了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出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斯密在书中强调的是合作，它截然不同于竞争，是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方式。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诸如互惠和公正之类，是价值观而不是价值。

经验研究明确了这些概念在考察社会经济系统的决策时的重要性。源自人类相互关系中最简单的可想象到的博弈的是公正和互惠，而不是自利。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两方当事人决定比如100英镑货币捐赠的分配，一方当事人主导捐赠的分配，另一方选择接受或是拒绝捐赠。显然，如果捐赠被拒绝，双方都一无所获。

于是，第一方当事人该如何做呢？自利的、理性预期的解决办法——斯密1776年的观点——是拿走最少的捐赠，比如1英镑。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第二方当事人拒绝捐赠的话就是不理性的了。然而，实验结果反复表明，第二方当事人确实拒绝了。原因是这种分配违背了第二方当事人的公正感——换言之，斯密1759年的观点。正因此，第一方当事人做出的那种最低可能性的、自利的选择是极其罕见的。通常情况下，这种分配更接近于分赃。

互惠和公正是核心。同样的情况在其他社会相互作用博弈中也大量存在。这些情况表明，我们是一个竞争的物种，但同时也是一个合作的物种。这个结论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完全颠覆了他们的世界。

好消息是，有迹象表明经济学正在步入正轨。如果《国富论》是为20世纪而作，那么《道德情操论》就是为21世纪而作。斯密真正的影响正在被重新发现——作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将其他学科的洞见整合到经济学中的潮流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演化生物学、社会学、神经科学以及除了这六个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

这些现象以及危机激起的好奇心和带来的痛苦，已经为经济学这个学科增光添彩。这已反映在大学入学申请书的记录中。重新激起的兴趣在草根层面上为这个学科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会；这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乌云中的一丝亮光。但是，只有草根得到足够的哺育，才有可能抓住这次机会。也正是在这里，经济学课程进入了视野。

四年前，乔治·索罗斯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以鼓励经济学学科及这个学科中的经济学教育的革新。两年后，格雷戈里·曼昆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中出现了学生罢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温迪·卡琳（Wendy Carlin）在INET的资助下领导了一个在一些大学改革经济学课程的项目。这些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步伐。

但持续的改变也需要下一代的加入。这就是来自曼彻斯特大学危机后的经济学研究会的这份报告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它提出了英国大学广大学生对当前经济学课程模式的意见。虽然这是学生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最为突出的例子，但绝非唯一，已有近20所大学越来越明显地加入这场运动中。

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方案令人激动、引人入胜。尽管不够详尽，但它开始打破经济学学科自己戴上的枷锁。某些方案是对新领域的发现——比如在演化、神经和行为经济学领域，而大部分则是对老领域的重新发现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找回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在制度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与银行领域。

报告提议的方法论是多元的，也是跨学科的。它结合了演绎和归纳方法。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数据挖掘——归纳法的基础——是不入流的词汇。对于今天的其他很多专业，则是一个潜在的金矿。这种方法论的盲点是经济学家需要迅速根除的。

像英格兰银行这些机构聘用的经济学家，会从经济学课程的这种演变中获益。有效解决未来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对过去的理解，也需要在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知识、制度的评价和对货币与银行的理解中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套革新了的经济学课程可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政策。

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它以现实的方式影响着现实生活，它至关重要。正因为它至关重要，且影响着我们，这个仍然稚嫩的学科需要持续不断的革新。对它的批评正在引发革新。如果明智地按照这样的报告采取行动，会有助于革新持续进行下去。我希望这份报告能起作用，也希望这个学科能明智地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