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选择对外经济发展路径可以有效创造或转移更多的国际价值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1]614按照国际价值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规律,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所获得的超额国际价值有所差异。[2][3][4]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凭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而且能够转移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国际价值,即所谓的国际资本剥削,还可以因抢占了全球产业链上游的高端比较优势而在长期内进一步强化国际价值的创造与转移效应。相对而言,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尽管由于普遍较低的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在国际交换中转出国际价值,但是仍然可以利用全球产业链下游的低端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创造出相对较多的国际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价值的循环积累有助于在长期内培育出适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比较优势,进而获得更多的超额国际价值。诚然,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国际价值积累也具有恶性累积的风险。比如,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无论是发展程度较高国家的高端比较优势,还是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低端比较优势,都在不断扩大,尤其是,高端比较优势下的国际资本垄断势力加强,无疑使低端比较优势下的国际价值积累难以高端化发展。正如“辛-普命题”指出的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现象,以及“中心—外围”世界结构体系论强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诚然,这并不一定导致路径依赖。很多后起的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就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成功地跳出了低端化发展的国际传统分工桎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结构的高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