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在建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域外国家加大了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外交关系的力度。基于在南太平洋地区不同的利益排序及战略目标，域外国家采取了多样化的外交战略手段。作为海洋大型发展中国家，太平洋岛国在新的全球语境中具有新的意义。构建域外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已为大势所趋，传统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博弈不符合世界大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应该顺势而为，摒弃以损害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零和博弈。然而，构建域外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障碍。

太平洋岛国远离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排斥外来文化。同时，一些太平洋岛国政局不稳，政治生态环境较差，这也是构建域外国家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的限制因素。太平洋岛国历史对现实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割裂自己的历史。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太平洋岛国。独特的历史因素对岛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以商业和战略利益并举为目的，自16世纪开始将其触角伸向广大的太平洋岛屿。殖民统治极大地影响了殖民地国家的政党发展。殖民撤退时，为了在独立后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和影响，宗主国规定了殖民地实行“多党制”。在取得独立的过程中，当地许多政党为了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在国家独立后，这些政党获得了相当有利的群众基础，为多党民主制提供了可能。2486382然而，对于前殖民地国家而言，非殖民化后的体制建设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方面，独立后出现的某种类型的专制政体破坏了原有体制；另一方面，实行专制统治不可能保持长期政治稳定。2486383因此，太平洋岛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脆弱性。《太平洋地区的土地和争端》（Land and Conflict in Pacific Region）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南太平洋地区经历了日益增加的政治不稳定、种族间暴力和武装暴乱。自1987年之后，斐济经历了三次武装暴乱，其中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从1998～2003年，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和瓜达康纳尔岛经常发生土族人和来自马莱塔岛移民之间的暴乱。族际冲突很大程度上是两大族群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而政治介入加剧了族际冲突，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的攻击与反攻击行动。这些冲突增加了相关太平洋岛国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政治成本。数千平民死亡，数万平民不得不移居别的地方。暴力和不稳定阻碍了旅游业和国外投资，使经济变得脆弱。每次危机都破坏了国家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增加了不稳定的可能性”。2486384

在艾鲁·萨满（Konai Helu-Thaman）看来，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文化最丰富的地区。独特的文化已存在数千年，逐步形成独特的认知和理解体系，其中一些与西方文化并不同，比如与海洋航行、船舶建造和传统医学相关的文化。大部分的太平洋岛国土著人想使自己的传统文化被认同和保持。这意味着太平洋岛国需要至少一千种语言来满足这种需求。太平洋岛国文化具有两个特性。第一，许多太平洋岛国可以自愿改变其社会身份，一个太平洋岛民可以保持多种身份；第二，不论政治和经济发生何种转型，太平洋岛国文化都具有持久性。这也是太平洋岛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2486385环太平洋地区拥有许多岛屿和岛群。依据岛屿位置、地理特性，这些岛群可分为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岛群。在南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保持着很强的特性，但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太平洋岛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一些海外领地，其余岛国受欧洲或美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西方文化逐渐取代太平洋岛国土著文化的位置。2486386因此，太平洋岛国文化中拥有很多西方文化的基因。

长远来看，南太平洋地区远离国际热点区域，域外国家在该地区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因此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在求和平、谋发展成为主流的今天，构建域外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成为未来的趋势。行为体具有共同命运是指他们的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像相互依存一样，只有当共同命运是客观条件的时候，才能够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因为“同舟共济”的主观意识是集体身份的建构因素，不是其原因因素。2486387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把共同体视为“组成一定关系的人们”，人们的意志以有机的方式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会有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2486389共同体意味着人类或国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或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产生了对彼此身份、角色的认同。2486390目前，域外国家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对外援助。然而，与接受援助相比，太平洋岛国更希望自身能够保证海洋的健康。“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域，拥有着最丰富的海洋资源。因此，太平洋及其海洋资源对太平洋岛民的生存和繁荣至关重要。太平洋及其海岸线为该地区的居民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生态系统服务，这支撑着我们的海洋渔业、娱乐业、旅游业以及交通业。近年来，我们海洋的健康日益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化、人口增长等因素导致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过度捕捞以及海洋污染等问题。”2486391

域外国家已经具备了构建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即构建和谐太平洋。域外国家历史上对于太平洋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给南太平洋地区人民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除此之外，对于海洋而言，海洋的健康、安全则受到了核试验的严重挑战。尤其是冷战期间法国、美国、英国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严重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从1946～1996年，美国、法国、英国在澳大利亚沙漠地区以及中南太平洋地区的环礁进行了冷战期间的核试验。在5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在南太平洋地区总共进行了315次核试验。从1946～1958年，英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核试验。2486392法国的核试验是其独立防务政策指导下的必然选择。法国从1960～1996年在南太平洋地区共进行了193次核试验。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法国被迫将其在撒哈拉沙漠的核试验基地迁往南太平洋的穆鲁罗瓦岛，自此法国每年在该岛进行8次地下核试验。1962年9月21日，法国正式成立了太平洋实验中心。法国选择了无人居住的穆鲁罗瓦岛和方加陶法环礁，它们都位于土阿莫土群岛，距离法国18000公里。2486393根据法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文件，其核试验远比之前认定的要更具毒性，在波利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留下了放射性尘埃。2486394美国在托管马绍尔群岛时期，进行了67次核试验。核试验的长期负面影响阻碍了马绍尔群岛国家和人民的发展。2486395基于此，南太平洋区域环境署（SPREP）于1985年签署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South Pacific Nuclear Free Zone Treaty Act 1986），该条约于1986年生效。它重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世界安全的重要性。每个缔约国承诺不通过任何方式在南太平洋无核区内外的任何地方生产或以其他办法获取、拥有或控制任何核爆炸装置，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援助以生产或获取核爆炸装置。2486396

对中国而言，虽然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文化差异的消失。“国家之间的日益互动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性在消失或减少。虽然国家间的经济界限在消失，但文化障碍可能在增加。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时，可能会出现很多共性，但许多文化差异可能被放大。”2486397中国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而太平洋岛国目前既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又未脱离土著文化，双方在文化上并不兼容。在亨廷顿看来，“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2486398文化的共性使得一些太平洋岛国对西方国家保持认同的态度，而文化的差异导致它们对中国并不认同。尽管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些岛国对中国的偏见。整体来看，尽管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对方国家的意志，但这没有避免西方对中国援助的猜疑。不仅如此，岛国对中国的援助心存猜疑。尽管中国被太平洋岛国的文化所打动，但是远未赢得岛国的心。2486399

发展海洋外交是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切入点。具体而言，构建命运共同体应该包括两个关键的路径，一是意识层面的路径，二是务实与互惠合作层面的路径。

第一，秉承“和谐海洋”发展观应成为双方的共识。海洋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空间与宝贵财富。作为沟通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纽带，太平洋为双方提供了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都是对海洋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海洋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秉承“和谐海洋”发展观应成为双方的共识，也是双方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理念。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和谐海洋观体现为一种人类在处理人与海洋关系时和谐生态观，意指人与海洋中的客观物质对象等达成和谐、共生的相处方式，使人类与海洋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和谐海洋观必然要求人类在处理与海洋关系时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树立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观。2486400

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具有崇尚和平、四海一家的价值追求，创造了以“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为底蕴的中华海洋文化圈。这种价值追求，在郑和下西洋奉行明朝“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基本国策中，得到鲜明体现。如宣诏颁赏，增进友谊；调解纠纷，和平相处；树碑布施，联络感情；克制忍让，化干戈为玉帛等。2486401

第二，夯实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目前，域外国家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对外援助。然而，与接受援助相比，太平洋岛国更希望自身能够实现保证海洋的健康。“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域，拥有着一些最丰富的海洋资源。因此，太平洋及其海洋资源对太平洋岛民的生存和繁荣至关重要。太平洋及其漫长的海岸线为该地区的居民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生态系统服务，这支撑着我们的海洋渔业、娱乐业、旅游业以及交通业。近年来，我们海洋的健康日益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化、人口增长等因素导致了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过度捕捞以及海洋污染等问题。”2486402中国构建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应该关注岛国的切身利益诉求，站在岛国的立场上，去解决岛国的利益关切。夯实与太平洋岛国海洋领域的务实合作，一方面应该积极参与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与岛国共谋合作治理之路；另一方面应该积极拓宽双方海洋领域的合作，互利共赢。

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多个维度。然而，从长远来看，构建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互利共赢，而且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随着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赞赏这一理念。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也不尽相同。作为国际社会中特殊的群体，太平洋岛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且多元的土著文化以及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决定了它们的特殊性，因此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关系到命运共同构建的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是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提出的新思路。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既需要全球路径，也需要地区路径。中国构建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更需要结合南太平洋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全球路径的基础上，采取地区路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根基，积极推动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构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助于打造新型“南南合作”的典范，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需要扎实推进。目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对于构建命运共同体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