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公共行政研究一直交织着实证的行政科学与规范的民主行政理论这两条重要的主线，前者以西蒙路径为代表，后者以沃尔多路径为典型。现代公共行政学正是围绕着这两条理论线索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两条主线有时相安无事，各走各的，有时则激烈碰撞，相互争执。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在推动着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因此，要真正地把握当代公共行政学的脉搏，完整和准确地了解现代公共行政学，就必须同时把握这两条主线，“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船”2487110。

其二，当实证的行政科学（西蒙路径）发展到巅峰阶段时，通常作为隐性角色的规范理论（沃尔多路径）就会作为与之对立的一种理论上的纠偏凸显出来。所以，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但在公共行政学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学中，公共行政规范理论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许多顶尖的公共行政学家都在从事规范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公共行政规范研究的存在，才使得公共行政学一直保持着敏锐而深刻的批判精神以及不断创新的活力。2487111

当今之世，俨然进入一个全球性的“后危机时代”，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好社会以及‘好的治理’的价值和信仰发生动摇的时代”2487112。2011年10月，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呐喊：“建设一个美好社会，我们不需要华尔街，我们不需要政治家。”2487113面对蔓延全球的“一起占领”（Occupy Together）行动，当代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抛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大诘问：“占领华尔街——下一步怎么办？”

齐泽克承认，无论是中东、希腊、西班牙还是英国，人们普遍对当局表示失望、不满乃至愤怒，“抗议者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但人们更应该追问：占领华尔街以后，接下来该干什么呢？齐泽克批评道，虽然人们表达了“真正的愤怒”，但这种愤怒“无法转换为哪怕一点点积极的社会政治变革”。人们何以会对政府产生愤怒？因为“制度性的民主形式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如何才能保证人们的利益？一些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给出的解答方式，是用“中立”的去政治化的技术官僚替换政治家。这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的问题解决之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有“抽空政治民主”的趋势。因此，齐泽克呼吁，人们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可以——甚至必须去思考另一种生活方式”，“去想象、去试验另类的社会组织形式”2487114。

公共行政学要在社会科学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齐泽克对解决我们时代“大问题”的呼吁，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沃尔多对理性官僚制的批评及其从历史与文化的视野提出的“后官僚制组织”的设想。作为一位想象力丰富而又严谨的学者，沃尔多对关乎人类美好生活的“大问题”倾注了毕生的学术热情，他批判性地反思了行政国家的现代性迷思与公共行政学的价值根基，更孜孜不倦地探寻建立美好社会的替代方案，从而开辟了公共行政学术史上独特的“沃尔多路径”。本书所讨论的民主行政理论，就是以这一路径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当本书使用“路径”一词时，也表明了我们自身的一种开放性研究立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多元研究路径竞逐与共生的可能性，每一种路径都不可以期待自身是唯一可取的，也不可以取代或贬损其他路径的价值，其意义取决于它们能否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各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与价值立场。本书所能希冀的，就是引起人们对沃尔多路径独到意义的重视，同时提醒行进在西蒙式管理主义路径上的人们，“如果要满足现代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需求，那么，行政思想就必须与人类知识王国中每一个主要领域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248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