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与法国结盟可以说是这个新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结出的第一个果实，自然也成为研究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无法绕开的主题。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认为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在外交上追求的基本目的是政治上保持在欧洲大国争夺之外，维护美国共和政体不受到外界腐败的“玷污”而永世长存；经济上追求商业开放的自由贸易，让具有商业优势的这个新国家的商船队在海洋上畅通无阻，进出口贸易不受人为障碍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外交活动明显包含着与专制欧洲的对立以及对欧洲大国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批判的倾向。法美结盟既有与上述目的吻合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之相悖。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认为，18世纪欧洲的外交是“不健全的、腐败的和背信弃义的”，与法国结盟使得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纷争纠缠在一起。吉尔伯特说得更直接，法美结盟“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时，未能实现美国欲要将其对外关系基于其上的原则，也意味着美国被拖进了欧洲政治的纷争之中”。乔纳森·达尔使用了“悲剧”这个词来形容法美结盟的结果，他对为什么使用这个词进行了详细说明。2488391另一种观点对法美结盟称赞有加，认为这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在外交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2488392还有的学者从维护欧洲均势以及实现美国更为现实的目的等角度探讨了法美结盟。2488393

在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留下的诸多文献中，描述“自由”美国与“专制”欧洲的二元对立处处可见。他们无疑希望，在与“旧”欧洲的对比中，“新”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典范，保证人民自由的共和制度将取代暴虐的专制政体。因此，不愿意与欧洲为伍的观念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与法国结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相悖，一方面法国人信仰天主教，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当时很难得到主要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认同；另一方面法国是君主专制国家，这种政体是热爱“自由与共和”的美国人最为痛恨的。因此，仅从意识形态上看，充满着“理想”激情的美国革命先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具有“天主教传统的专制”法国结为联盟，而君主制的法国更不可能对威胁自己制度存在的共和制美国提供援助。然而，两个制度上完全对立的国家却结成了对付英国这个共同敌人的联盟，这说明最终决定法美两国政府政策选择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美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动员起来的本国人民在大陆会议领导下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外国提供的援助及其在道义上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法国是美国最有可能争取支持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大陆会议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就把得到法国的支持作为外交的主要目标。法国是英国的宿敌，一直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内乱，它将“乱中取栗”，支持起义者，打击英国，以雪1763年与英国战争失败之耻。法美结盟尽管违背了“不卷入欧洲国家战争和纷争”这一新独立国家为自己发展对外关系所确定的原则，但却使美国得到法国援助具有了契约上的保证。法国站在美国方面公开参战，对美国为实现独立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美结盟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胜利，但这种联盟缺乏坚固的基础，其最终走向解体，便成为1783年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