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政治，围绕其核心议题展开的行为主体（尤其国家）间的互动，实质往往涉及应对气候变化之责任分摊。如本书第二章进程分析部分所述，全球气候政治进程中从一开始即分离出了应对气候变化之两大群体角色，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而，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不能准确描述现实，更不能适应气候变化风险的挑战。于是，它们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并对这些新兴大国的气候治理责任提出要求。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将新兴大国视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对待，也从外部条件上催生了新兴大国群体化。同样，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进程分析及第三章个案比较中所看到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亦对新兴大国之快速增长及崛起进程的认知存在差异，甚至也如发达国家一般，对这些其实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自群体的新兴国家报以“羡慕嫉妒恨”2516306式消极态度——认为由于新兴大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显得“超群绝伦”，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中印等理应承担起强制减排等责任，即新兴大国不适宜继续享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自共同他者的压力，使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终于在2009年走在一起。

就身份的构成而言，“我们是谁”和“他者如何看待我们”，都是难以回避的问题。2516307因此，分析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外部条件，须至少考虑双重压力，即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之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群体分别与新兴大国（尤其基础四国）之间的互动。从而，将全球气候政治系统中的参与国家群体由两个分离为三个，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如此一来，对于全球气候的制度结构与动态变迁本身而言，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当然，新兴大国如印度，亦可能对群体化的“三足鼎立”走向持强烈抵制态度。2516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