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曾经将文化政策分为针对文化“本身”的政策和作为“展示”的政策两部分，并对这两类文化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以阐述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针对文化“本身”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经费资助艺术的政策、媒介调控政策和文化身份的协商建构政策。例如政府对古典音乐、美术等传统艺术和文化遗产的资助与保护，对公共广播事业的占有、对报业实行私有制和控制或对电影的审查，以及文化主体性的确立等。而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虽一直存在，却经常被人忽略或遗忘，主要包括国家形象放大的政策与经济还原主义的政策。如政府作为中央权力的展示机构常常举办的一些国家仪式或重要庆典，这是国家权力的仪式象征。又如当下普遍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的振兴政策，将文化作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以实现“文化以外”的目的。在如今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定义越来越多地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解释，文化从属于政治或经济，被作用在国家政策中，文化政策的“展示”意义正逐步侵占着文化政策“本身”的地盘。2653491

20世纪90年代之前，韩国电影之所以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府的电影政策并不是以电影“本身”的发展与繁荣为政策目的，而是将电影作为宣传意识形态、巩固政权统治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好莱坞直配电影的侵袭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届政府更看重电影的经济价值。在电影产业化薄弱的背景下，减少对电影的行政管制、大力引进社会资本，降低市场准入标准，使韩国在短时间内构建了完善的产业体系、多元的资金结构以及宽松的市场环境，从而使韩国电影产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效益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电影在赢得初步的市场胜利之后，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必然会随着经济指数的提升而提升。但是在“唯市场”“唯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韩国政府在将电影推向市场的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本性以及市场的盲目性也使电影产业在迅速扩张后出现许多问题，如电影制作资金、电影放映资源被少数商业大片独占，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筹资、上映困难；电影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形成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导致电影文化普及不均；电影教育方面过分强调电影技术人才的培养，忽视创意与内容，而电影人自身工作环境依旧恶劣，福利问题依旧严峻。这种仅注重电影产业经济指数的提升、忽视电影艺术性质与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导致电影再一次面临沦为经济工具的风险。

2006年，韩国国产电影的银幕配额天数又由之前的146天骤减至73天，保护韩国电影的最后一道墙再一次出现裂痕。卢武铉政府上台后开始反思电影政策，在致力于调整电影产业结构的同时，开始关注电影的多样性发展、电影文化的普及和电影人的福利待遇等问题。2006年，韩国文化观光部发布了《电影产业中长期发展计划（2007—2011）》，将“电影多样性的确保”和“电影文化的普及”作为今后电影政策的重点内容，韩国政府对电影文化的扶持在滞后于经济扶持10余年后才缓缓拉开序幕。本章主要通过韩国政府针对多样性电影、文化弱势群体、电影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