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故宫跑”成常态？

祁述裕：“故宫跑”说的是2017年前后出现的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人们痴迷于欣赏国宝级的文物展、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以致出现了演出活动人头攒动、排长队等候乃至一溜小跑等热闹场景。“故宫跑”现象的背后，反映了当代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高涨，尤其是对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化活动的渴求。

《中国青年报》记者：为什么“故宫跑”现象会变成常态？

祁述裕：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之所以越来越受关注，是因为经济发展、信息技术进步、国家倡导以及市场机制在共同发挥作用。

首先，跟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这是第一要素。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讲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71349525我们现在讲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核心讲的是一种精神生活，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例如，十九大报告讲的公平正义、法治等，这些都属于政治需求，也是社会需求；二是文化权益，文化需求是更生活化的需求，体现得更为强烈。文化需求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任何时候都有的，只是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需求和愿望显得更加迫切，尤其是对其中的文化生活需求越来越旺盛。这种需求自然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起初可能比较简单，比如我们小时候的文化需求只是打弹子、滚铁环之类的活动，如今的小孩子玩的是一些复杂的游戏，玩具也升级到iPad之类，这还是跟经济水平的提升密不可分的。

其次，“故宫跑”这种现象之所以为人所关注，而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表现形式的多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了。原来只有看报纸、电视才能获得的信息，现在发微信就知道了，还能互相传播带动流量。不仅文化信息在网上随时可查，而且许多文化产品本身也可以随时在线观看，在线看了以后还不满足，就会到现场去看。有些文化资源、文化产品许多年前就有，但是由于信息传递太慢，它就被淹没或者后知后觉了，技术性手段的引入吸引了更多人参与。二是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最近有一个很火的大型文博探索电视纪录片叫《国家宝藏》，它用现代化的手段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观看电视节目甚至比到现场观看还有价值。比如《千里江山图》，一般人看到实物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看了《国家宝藏》以后，你会了解到这幅画是宋徽宗当时让一个少年画的，这个少年后来很快就去世了，是他留下来的绝笔；还能了解这幅画用的是怎样的颜料，怎么配的，从哪来的。这些都能通过演员的表演和传承人的现场操作很清楚地呈现，这跟信息技术进步、人们表达方式的多样密不可分。此外，表现手段的增多，比如，微信、微博等各种形式，也使人们可以更便利地获得文化需求的满足。

再次，近年来，整个国家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也是对公共文化需求引导的结果。2015年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公益性文化机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一些要求。近几年又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比如《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故宫博物院之所以最近很火，一大原因就是它们开发了很多文创产品，而且卖得很火。现在全国大约有两百家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都在探索如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化相结合。公共文化服务原来主要是国家花钱来做，现在不光要提供免费服务，还要让文化文物资源“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适应市场需求，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通过衍生产品开发这一途径让其走入寻常百姓家。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类似文物生活馆的地方，已经成了许多游客到故宫参观必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上万件各种文创产品，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这样一种文创产品的开发具有多重功能，除了让文物“活起来”，走入寻常百姓家，也让文物变成生活用品，跟生活结合到一起，还拉近了文博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老百姓的距离，增加了亲近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举办的各类活动，也更愿意去参与，从观众变成消费者。

最后，高质量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需求的激励作用也很明显。前面提到故宫博物院越来越多地把馆藏文物展出来，从以前的七八千件增加到一万五六千件，将来还会不断增加。另外各种展览、演出，比如国内外文物展、画展、舞台艺术的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质量也在提升。这是供求双方相辅相成的结果，有了高层次的文化需求，供给方就会适应这种需求，供给方提供的文化产品又会得到消费者的呼应，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高质量的展览受到欢迎以后，商业性的收费展览开始多起来（因为有市场），也有将商业性和公益性相结合的展览，形式越来越多样。需要强调的是，一定范围内的付费是促进高品质文化产品普及的重要因素。市场机制往往更有利于激发产品供给方的积极性。

《中国青年报》记者：如何解决文化供给东西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祁述裕：国家一直在采取措施解决东西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主要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来解决。比如《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就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和乡村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一些硬性的要求。比如城市15分钟文化圈，就是走出家门步行15分钟之内，要有一个广场或者图书馆或者文化馆或者公园之类的能够提供文化休闲娱乐的地方。这个首先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提出来开始做的，现在一些中型城市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乡村也有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及通过购买演出服务的方式，由国有或民营院团送戏下乡。

201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此外，还有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三年一轮，2018年又将开始第四轮建设，在全国东中西部都选一些城市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示范区的建设标准对图书要达到多少、人均图书能否保证、乡村文化站设施应该怎样、送戏下乡能否保证等都有硬性的要求。城市也是一样。但是这些做法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东西部、城乡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还是跟东西部、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很大关系。任何时候经济都是基础，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发展就很难支撑和持续，因为文化发展要靠投入，文化不平衡和文化差距的缩小有赖于经济差距的缩小，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不能指望在经济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文化不平衡问题得到改善，只靠政府有限的投入是难以为继的。

其次，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应该是一种常态。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美国也是如此，东西部很发达，中部沙漠地带也相对落后。这跟人口基数有关系，人口基数大的地方，文化消费一定发达，因为它比较效益比较高，而人口密度较小，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少的地方，文化活动肯定相对单调，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追求完全一样，试想把北京的文化供应搬到乡村去，效果也不会很好，比较效益太低。现在有些政策不太考虑农村的一些特定情况，结果社会效益比较低。多年前我曾经到云南一个州去调研，当地的宣传部负责人接待我，他跟我反映，说现在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在下面效果不好。他说，现在电视里就有专门的电影频道天天在放电影，送下乡的电影多数都是市场已经放映过的老电影，看的人很少。后来我们还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当时地方行政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他在当地一个农村做过有关电影放映工程的调查，一场电影只有两三个人在看的情况不在少数。这说明如果不考虑实际因素就提供文化产品，往往事与愿违，投资大但收益少。此外，还要考虑消费习惯的差异，城乡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理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城里人可能觉得文物质量很高，而农村老百姓却不一定看得懂，他们会认为有名角出演的梆子戏才是高水平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满足大众对高水平文化产品的需求有什么建议？

祁述裕：首先，满足大众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当然就是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我们讲文化繁荣兴盛，突出标志就是高质量的产品层出不穷。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形成鼓励创造高质量产品的环境，鼓励更多的人向文化的高峰攀登。社会应该有宽松的氛围，鼓励人们探索，宽容失败和过失，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其次，鼓励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后，重视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介绍推广，培养更多会欣赏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尤其要加强教育体系中的审美教育。总之，形成高质量文化产品层出不穷的局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