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发展受到许多体制性因素的影响，这些体制性因素形成了我国城市发展特殊的动力机制。因此，我国的“城市病”除了拥有与其他国家的“城市病”相同的成因之外，还具有许多我国特有的体制性成因。关于“城市病”的一般成因及其破解对策已不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但就我国独特的体制性成因及其破解之策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拟重点关注这些体制性成因，力图通过对这些成因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求破解我国“城市病”的对策。以下分别从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规划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等角度出发展开分析。
林家彬: 1957年生，198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83年10月由国家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攻读国土与区域规划专业，1989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90年4月至1995年6月在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任职。1995年7月起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曾任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监事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研究领域包括：地区政策、国土规划、资源与环境政策、城市发展、城市社会治理等。作为主要完成人获1997年“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参加的《北京市中小企业振兴对策研究》获1998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作为完成人之一参加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研究》获2001年“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的《改善西部农村公共服务对策研究》获2007年“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200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