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中“西部话语”特指“中国西部话语”。而“中国西部话语”又自然分为“中国古代西部话语”与“中国现当代西部话语”。“中国古代西部话语”，必须提到清代西北舆地学这一学派。清代西北舆地学，是18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其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内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蒙元史研究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既然是“显学”，西北舆地学研究成果在清代便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清代学者的新著，另一类是清儒对先秦两汉宋元明诸代西北地志著作的校正与注疏。清代最为著名的西北舆地学学者有祁韵士、张穆、洪亮吉、徐松、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至于西北舆地学著作，更是卷帙浩繁，统揽大多数西北舆地学著述，由于基本是古代西北地志描述与论述，也就不能称之为文化自觉意义的“话语”。“话语”者，肇始于现代哲学文化学，是现代人文研究的重要产物，是现代性觉醒的标志，有强烈的主体性诉求。鉴于此，这里的“西部话语”也就只限于现当代中国西部人文研究观念、形象与价值模式，有着极其明确的西部身份确认意识，乃至把西部自我中心化。由此而形成了某种在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内部相对独立存在的所谓西部话语、西部形象与西部价值模式。这便是典型的“自致角色”与“先赋角色”，特殊化处理西部的目的在于对抗想象中的“现代性危机”。毫无疑问，这种人文研究既不是清代西北舆地学，也不是现代哲学文化学的西部研究。

“西部话语”作为当代中国普遍性人文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大量的研究成果显示，它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新边塞诗”，紧跟其后的是1984年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先生关于西部电影的提倡，最后的理论完善期大概要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这个时期冠名“西部”的电影、文学、文化等其他人文研究著作才开始大量出版面世。单篇论文、各种地方文学史编写除外，成规模且具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西部文学论丛”，包括余斌的《中国西部文学纵观》、周政保的《高地上的寓言》、管卫中的《西部的象征》和燎原的《西部大荒中的盛典》，1997年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以及稍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肖云儒的《对视文化西部——肖云儒文化研究集》等。200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常被“西部电影”研究者征引的《大话西部电影：与中国西部电影精英面对面》，也都属于“西部话语”最早的发凡之作了。

中国西部电影精英“面对面”的事发生在2004年，这肯定不是一个巧合，但奇怪的是，这一次关于“中国西部电影”的严正理论之后，以“西部电影”走俏的影像叙事及其审美符号就真的转向了。2002年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2004年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以及2006年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等，只能移交给“新西部电影”来分析处理了。无论叙事方式、镜头姿态、取材特点，还是讲述所谓西部故事的视角、提取的审美主题，已经完全不是“西部电影”能解释得了的。

差不多在“西部电影”如强弩之末之际，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才开始正面强攻西部文学，西部文化、文学也仿佛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2002年彭岚嘉和陈占彪的《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2004年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007年韦建国和吴孝成等人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西北多民族文学》等的出版，意味着中国西部话语作为人文话语之一种，正式进入新阶段。紧跟其后的文学专论，比如赵学勇和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韩子勇的《文学的风土》《深处的人群》、李兴阳的《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等，再加上逐年以倍数增长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国家项目中西部项目差不多占1/3）71569238，这个量应该说已经不少了，另外，近年来一些高校硕博毕业生，特别是传媒与影视方向的毕业生加入研究团队，“中国西部电影”似乎也成为一个热门，成果甚为壮观71569239。

梳理庞大的研究成果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文学研究方面，“中国西部”仍然包括西北七省区和西南地区诸省份；哲学文化研究方面，受古代秦文化熏染较深的当代陕西要不要划归到西北文化片区，依然聚讼纷纭；而电影研究方面，把握研究者的旨意，从底气十足的“西部电影”到普遍人性、全球化寻根文化思潮促生的“新西部电影”，所谓符号特点鲜明的“西部话语”似乎趋向于消散了。无论历史地理认知上的差异，还是“西部”文献惯性使然，给人的感觉是，“西部话语”总有为特色而特色的学术造作嫌疑，或者为彰显某个突出要素而故意为之的痕迹。当然，在很多称得上西部人文研究的成果中，“西部文学”研究表面看起来并不是静止的和固守概念的，分开来仔细分析每一个学者的用心，除了传统的个案研究、社会历史及文化心理分析、知人论世之外，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甚至解构主义方法等的研究都似乎并不缺少。可是，以自觉的文化现代性为价值尺度重新打量，现有的西部话语生产——那种要么缘于地域规定性，要么囿于学科规定性和产业化思维所导致的特殊符号化现象，实际上亟须全面清理。否则，“中国西部”和“中国西部话语”就仍然只能是话语的惯性繁衍，无法与整体上已经进入新型城镇化和消费主义的西部现实匹配，学术的脱节就是迟早的事。

深入地解释以上问题，显然需要一个整体的结构框架。在这里，首先要做的基础工作是，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西部话语被发现的历史原因、当初的文化期许，以及它的学理诉求问题。至于“中国西部”（为取得与既有西部人文研究称谓的一致性，仍用“中国西部”）的地理范畴，本书一般包括西北和西南，而“西部话语”则只指围绕西北人文特点展开并自然扩大到与西北特征类似的西南相关人文研究及其符号发现。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个原因需要特别说明。一是从国家层面看，自1998年第一轮“西部大开发”到2008年第二轮开发，西北和西南事实上被划成了同一等级的经济共同体，这意味着地理特点并非完全相同的两个片区，因为经济、人口、教育诸方面发展节奏的接近而差不多拥有同质化的人文面貌，其普遍性现象符合抽样人文分析。二是从既有人文研究成果看，“多民族”正是西北和西南的共性，基于建构的思维所看到的特色化多民族人文样态，正是本书用文化现代性审视和清理的基础。三是着眼于现实考虑，如马强的《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和林竞的《蒙新甘宁考察记》这一类著作显示，一方面南宋以降，已经很少有人去西北，“内地对西北地区的地理考察受到严重阻碍，只能根据传闻记述之”，故被主题化、符号化的概念多有“西部感觉地理”现象。关键是这个把西部地理感觉化而构成的一套表述方式和话语言说体系，在西部地理地貌变化无几的当前，也基本是现如今关于中国西部话语的前期研究探索，至今亦未曾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因为古代和近现代信息及交通阻隔，西部现实世界的现状，很容易被文人雅士想象性地绑架到所谓宗教神秘文化，乃至于主客观不分，直到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中迷失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导致所有的探索与研究仅仅是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的思维方式71569244，留下来的只会是可意会不可实证，甚至与当前西部微观日常生活世界相脱节，无法体察西部现代社会运行状况和西部人的现代性觉醒程度的，看似极其高迈张扬，实则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西部精神”。

究其原因，重要的不外乎这么几种流行学术观念在暗中推动。第一，199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在大陆发行，其“他者”理论和视角，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世界把东方他者化的视角，很快转换到了国内的中西部学术上，自我西部化、自我东方化，在研究者看来实际上就等于非殖民化。于是乎，西部不仅变成了西部学者表达身份焦虑的理想地，同时也成了“中心”城市、中东部学者曲线救学术的首选之地。第二，吉登斯等哲学社会学家类似于“现代性的后果”“全球化后果”等理论的风靡，连带而来的“现代性焦虑症”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国大陆轮番登场，在文化、文学研究领域仿佛弥漫了一种文化危机，乡愁情结、寻根情结、传统文化情结以及“国学热”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学者、批评家争相追逐的桃花源。导致的结果是，西部既有的人文话语特征正与全球化的文化寻根热里外呼应，无论“自致角色”，还是“先赋角色”，都似乎成了责无旁贷的学术赋形，解决文化危机的途径不仅在广袤的西部，就是把学术的终极目的完全放到西部，也再恰当不过了。

有了这样两个大背景垫底，深埋在西部现实深层的文化现代性诉求，反而被强势的、正面的乃至“正宗”的西部话语遮蔽了，这正是笔者从西部话语发现的原始意义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