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形象”与相应的“人文话语”，是建立在西部艺术符号之上的一个凝练形式。没有相对独特的西部艺术符号，西部形象及相应的人文话语，就很难成立，更谈不上再生产。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符号再生产，借鉴了文学理论分支中的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研究成果的一些启发。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有一本薄薄的册子叫《符号学原理》，可算是文学符号学的开山之作，因为它属于一种“实用性、暂行性较强的分析方法汇编”，并且其主要是对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两种普遍意义构造的，即直接意义系统（直指作用）和间接意义系统（涵指作用）的构成分析。严格说，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其实是文学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论，所谓“分析者和批评家应该透过文学和文化文本的表面意思，达到其底层及诸隐喻层上的‘背后’意思”，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文本内因特殊视点而导向的作者意图。继巴尔特之后把符号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苏联文学理论家洛特曼和把叙事学活用到符号学中的法国学者A.J.格雷马斯的研究正是如此。据说他们两个的探索，代表了符号学的新进展。前者通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作品中宇宙的两个空间轴和但丁《神曲》中不同层次空间感，得出结论说，在但丁那里，淫、贪、盗、诈等不是不同的罪恶，而是同一罪恶的诸种外显形式，由此可见“中世纪文化数字表达系统与当时意识形态的关联”。后者以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为例，其中鸟最终抛弃有钱有权的王爷回到原主人身边，说明鸟与原主人呈友谊关系，与王爷则呈金钱售买关系，这个方法由对人物关系的清晰把握而被广泛运用于结构主义文化和文学研究。

重蹈符号学的技术主义覆辙，根本看不见真正的意识形态状况。这个局限，与其说是文学理论及其符号学的弊端，毋宁说是结构主义的盲区。

中国西部符号因西部形象和人文话语而突出，其中不乏西部艺术再生产的功劳，同时，这生产主要得益于“被看”“被认识”，即是说，中国西部形象和围绕它的符号、人文话语方式的再生产，实际上包含着各种社会思潮。在“缺什么补什么”的当前语境，仔细推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部话语的“被发现”到“新西部电影”阶段，西部“特色”被一般城镇小市民文化趣味所收编，可以说中国西部世界几乎充斥着国内若干重大的人文诉求声音，它们彼此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存在。其中的原委，可以以中国学者周宁的研究作为镜鉴。周宁在其著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下册）和《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中用近百万字的篇幅，梳理了以1750年前后为界的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中世纪政教统一、启蒙运动和现代性话语，不仅体现着传教士、商人、旅行者、军人和留学生等的讲述和建构，也渗透着知识分子的“东方主义”。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和孔夫子的中国，可能分别对应着西方世界的中世纪、“延长的16世纪”和启蒙运动。无论“孔教乌托邦”“停滞的帝国”，还是日本人眼里“巨大的他者”，其中描述中国形象的“落后”“专制”“野蛮”，均镶嵌在“西方进步大叙事”、“西方自由大叙事”和“西方文明大叙事”之中，“进步”、“自由”和“文明”的价值体系及话语方式，因中国而构成。正如周宁对他的研究对象的警惕一样，他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停留在传说和旅行者的猎奇中，唯独不在现实中。笔者这里只取周宁的方法和视角，并不全盘赞同其结论，因为笔者要正视的是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西部现实，而不是纸上西部、文献学里的西部。从这一意义来看，周宁的论述，其实并未超越他的初衷。因为，当他从西方的三大叙事中逻辑性地推知中国的自我认同时，非但走向了“自我东方化”，而且对进步、自由和文明的理解也多有虚无主义嫌疑，特别是对评价中国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程度到底以什么为基本参照来评价的理解，尤其如此。

这里引入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视角，不是说中国中心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西部形象，就像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样，完全充满着意识形态因素；或者要探讨既有西部形象、西部人文话语方式，就必须把关注投到西部之外，而是说中国西部的情况肯定不同于周宁研究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因为周宁研究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看得出，首先是受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影响，属于后置视角下的中国本土文化认同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剥离不同历史阶段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其次，重点是西方文献学或其他普通读物、曾一度畅销的读物中的中国形象，也就是说，研究者眼里的中国和西方本来是不平等的关系，这就导致层层剥离之后的中国形象，道德的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修辞始终占据着压倒性优势，非但不利于理性衡估现实中的中国，而且不可能对中国本来形象进行还原和再度审视。尽管如此，究其实质，诚如第一章所讲，如果没有“被看”和“被发现”，西部就不会“先赋角色”“自致角色”，中心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也就不会如此理所当然地向西部索求“特色”。从这一角度看，周宁的视角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启示。简而言之，正因为西部“被看”“被发现”，只要经济主义、科技主义、发展主义横扫过的地方，基本因过度开发而自然生态严重恶化、人文情调格外缺失和社会机制异常错位，哪怕对于西部民间鬼神崇拜和宗法文化程式等的“复归”，仿佛也救急式地成了人们叙述的重点，甚至构成了评价中心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标准，乃至当然参照物。这时候，西部话语的再生产，自然变成了意识形态需要。由此看，其中的情况很像周宁笔下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形象。从惊叹到崇拜，以至于把中国想象成哲人王及哲人统治的国度，中国也就直接是柏拉图理想国被兑现的“孔教乌托邦”之地。同样的，当中心城市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经济饱和所挤压、仿佛风干了的木乃伊之时，西部日常生活的慢节奏和现代社会机制运行中的迟缓，包括西部都市中的“村落化”人文状态，恰好语境性地变成了人文修辞的话语场。凡此种种，大体而言，基于此的再生产，可能包括这样几种极端化形式——唯其极端化放大，价值方才突出——被普遍化的神秘主义文化，被典型化的民间宗教文化和被道德化的苦难形象等。它们都被不同程度地统摄在西部传统乡村文化与元典宗教文化精神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