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政策层面，从城市化到新型城镇化提法的变化不难看出，单纯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也无法适应人的现代化这样一个基本价值诉求，这便是提出新型城镇化，即文化城镇化的主要现实背景。然而，当文化城镇化的推力过猛，或者说当文化城镇化的理念在实际落实中产生了错位，以致走样异化成简单的城镇化率之时，经济学问题和社会学问题，便悄然转换成文化问题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危机，乃至价值危机等便是。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提出新型城镇化与西部新型城镇化的适应性问题，以期在充分了解西部城镇空间结构、西部地理历史资源支持和西部经济基础、西部人文传统的前提下，同步建设西部城镇文化和西部现代文化，以免盲目借用中东部地区经验而走弯路；另一方面，经过实证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西部文化城镇化过程的异常艰难，甚至已经造成的某些错位，急需文化现代性的干预和矫正。这是我们反思西部文学和西部影像叙事“重新西部化”乃至“重新封建化”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希望能视点下降、重心下移，在西部一般社会现实，即在民间社会秩序之中衡量乃至检测人的现代化程度，进而切实提升文化现代性水平，构建健全而成熟的西部现代社会机制。

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考虑，第六章重点讨论了西部现实纪实片。在西部现实纪实片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某种自觉的文化现代性担当。当然，作为典型个案的《西藏一年》和《喜马拉雅天梯》，因为纪实范围仅限于西藏这个特殊的宗教文化地区，故而其中思想层面的现代性问题虽然部分地代表了西部一般意义的现状，毕竟，还有区别。所以，接下来希望能通过对一般情况下西部新生代农民在乡—城流动、社会资本拥有、现代化条件，及与城市新生代合流方面已经暴露出的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探讨建构现代性主体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从而把问题推向普遍化。

社会学学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普遍城镇化趋势中所达成的一些共识，农民、农民工在城镇化政策响应中的行动，以及西部新生代农民在该过程中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等，是农村社会、农业、农民现代化质量的关键，也就需要首先讨论。